1976年的4月,在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进行的追悼周恩来的运动中,有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纪念碑座处自行张贴自己书写的文字,并在人群中朗诵他的诗歌《人民的悼念》。可以想象,他的张贴与公开朗诵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他立即被拘留调查。可是,就在这一年,这位叫黄锐的年轻人继续通过党的传播媒介了解国家的新动向: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恢复职务。之后,他知道了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其实,在“星星”之前,已经有一些艺术青年开了风气。1979年4月,黄锐参加了“今天诗歌八一公园朗诵会”,他用床单绘画舞台背景。7月,作为业余艺术家的年轻人组织的“无名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他们自己具有印象和表现主义风格的展览;之前,主要由教授和专业画家组成的“北京油画研究会”于4月在中山公园开始了自己的活动……

5月,一些年轻人在东四十条76号召开了发起展览大会,正式命名“星星画展”。

初夏,黄锐与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他们四处寻找展览场所,发现均要得到美术家协会的批准与认可,这使得他们找到了拥有权力的刘迅。但是,刘告诉他们:展厅当年已经排满,需要等到明年。最后,“星星”们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展览当时就定在此地。为了防止官方有所戒备,暂时保密。这样的状况显示出这些年轻人活动的非法的特征:躲避甚至鬼祟。9月27日,“星星画展”在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展出。

这个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参观了展览,他告诉年轻人:“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他还是比较支持年轻人的。

可是就在这一天,当艺术家们开始搬运他们的作品挂画的时候,却与警察发生了争执。第三天,展览墙上已经挂有取缔展览的布告。星星画展艺术家们这天晚上开会商议应对措施,最后,“星星”们上街游行,内容是维护“星星画展”,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取缔“星星画展”事件的制造者。


这是时代的空气,“星星”拥有短暂的政治上的可能性。11月20日,“星星”画家们得到了刘迅的通知,允许他们的作品在画舫斋展出,《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展览的广告。“星星画展”遭遇封杀而后复出,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根据“星星”成员的记录,从第一天开幕到展览复出,参观的观众超过三万,美术界一些重要艺术家也参观了展览。观众写下了激动的声音:


“你们的心中,充满着人的尊严,饱和着民族的良心,历史将给你们留下庄严的一页,因为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星星画展最可宝贵之处,是像人的心灵一样在闪烁着人类的各种感情。


在前线我流的是血,在这里我流的是泪。


谢谢你们,星星画展!我看到了做人的尊严!”

到了1980年夏初“星星画会”成立时,成员有了增加。这年,经刘迅介绍,黄锐、马德升、王克平成为北京市美协会员。这表明:这些年轻人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力被肯定,他们从“业余的”艺术家转变为“专业的”艺术家。8月16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刊登了“星星”展览,这次,他们的作品被放置在中国美术馆的三楼展厅里。“星星”们终于从杂院冲进了美术馆,从混乱的街边进入了井然有序的展厅。

“星星”艺术家是最早争取艺术自由并开始接受现代主义风格的群体,他们凭借对艺术的直觉,对新的风格进行实验。在70年代末,“星星”美术与四川的“伤痕美术”构成了对“文革”美术的彻底颠覆,开始了80年代新潮美术运动得以展开的空间。

尽管同时期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还有其他美术展览和团体的出现,可是,没有任何团体与展览有“星星”那样直接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的进步。之后,8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代主义潮流很自然地接续了“星星”的力量,并且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发展了新时期美术的意义。今天看来,“星星”美术中的“表现主义”风格非常普通,但是,历史地看,“星星”们对艺术的贡献是基础性的,可以说,“星星”开启了艺术的天空,之后的艺术家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1981年,社会与政治环境也开始发生改变。第二次展览期间,观众有这样的留言:

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当黑夜再度降临,天空仍会出现星星?

这个诗意的预言般的留言的确让人伤感,但是,1985年5月,《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个展览因其中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样是个具有转折性质的象征:怀疑主义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新“星星”开始陆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