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收藏热”中追问收 在当今中国的“收藏热”中追问收藏的理由似显多余，因为“收藏”在当下约等于“投资”并约等于投机。不过看看国外收藏家的作为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对收藏家藏品的一般心理预期是能印证与深化对风格史与社会史认识，而西蒙基金会的藏品阵容与《古典与唯美》的展品组织，两者合力，却达到了高于一般预期的效果，从中可以读出时代大转折中人类的彷徨与无奈。

　　在国人的记忆中，19世纪是中国落后挨打、然后被迫开始“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的屈辱时代，而西方因为先行主动地“现代化”了，并且“现代化”是从西方文化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非植入的异物，所以问题不那么多。但在《古典与唯美》中我看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唯中国人有巨大的惶惑，西欧人同样有。现代化威胁的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也威胁了西方的传统文化与技术，比如手工艺、写实绘画，在这个过程中，西欧人同样有巨大的心理落差、抗拒与不适应。

　　展览按历史时期与作品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四个板块：1.学院派与古典人体，2.浪漫风情与怀古，3.光与色的交响，4.劳动的赞歌。沿着这个序列我们看到：整个19世纪的写实绘画中，学院派因成熟、完美而兴盛，直到今天，展厅里大部分观众仍然因为“画得真像啊”而惊叹。“艺术意志”在不断追求“进步”，学院派写实艺术因为“保守空洞”而遭艺术史淘汰，这更多是今天艺术史家的主观想象。对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外部，来自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化与机器生产。于是在写实绘画中我们能看到对科技成果的搬用（色彩的解析）、对科技威胁（摄影术）的规避、对永恒宁静生活（古典与东方）的幻象与构建，后者也包括对农村风景和农民生活的诗意想象。这一切和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对加速变质（而非仅是变化）的生活的应激反应。

　　展览的编排很容易使人产生“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错觉。其实在19世纪后期巴黎的一帮文艺青年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称为“现代主义先驱”的探索，前年在中国美术馆门庭若市的“印象派大展”中的作者，与《古典与唯美》展的作者大体都是同时代人。比如英国学院派代表人物提索特（1836－1902）实系出生于法国南特，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与德加、马奈有同窗之谊。《古典与唯美》中虽然也包含了“光与色的交响”单元，却不着力于表现19世纪的“革命性”。比如其中有印象派灵魂人物毕沙罗的两件形状奇特的树胶水彩画作品：《牧人与羊群》（1890）和《牧羊归来》（1889），前者半圆形，渊源于中世纪教堂入口处的半圆形大浮雕；后者扇形，显系模仿日本折扇。宗教性的主题以及对西方、东方古典传统的引用，表现的是印象主义画家与时代的合拍而非冲突。这个例子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也是人写的。藏品形成了序列，也就成了收藏家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说明历史的方式。

　　艺术是人类心灵史的记录，收藏也是。

　　提索特的《卢浮宫之美》（1885）似乎呼应了近日在故宫午门开始的另一个大展《卢浮宫·拿破仑一世》，表现的是一百年前人们最时尚的行为之一：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我去世纪坛那天，停车场满满当当，一问才知大多是去玉渊坛看樱花的。自然之美滋养心灵，艺术之美也有同样的作用。真希望博物馆和画廊今天仍然是北京人的时尚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