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向生存的大环境予取予求，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并不懂得感恩。当灾难降临时，则以天灾怨之，但这往往是人祸种的因。我们为了永不满足的物欲享受，过度开发资源、破坏水土，危及生态平衡，于是大自然反扑；一点点的气候失调就酿成大灾，而且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如果人类只取生存所需，则地球是生生不息、用之不匮的宝库，倘若为了贪念，则地球有朝一日将成为所有生命的坟场。
摄影自发明以来，一直是目击人间、见证人性的工具，在这个计算机盛行的虚拟时代，摄影已不需要化学的后制作工程。拍照和用手机聊天一样，变成普遍的行为，影像也因此泛滥成灾如泥石流。几乎任何商品都借重影像的包装效果，而其他领域的艺术也纷纷假影像之手以行创作；“纯摄影”反倒被冷落、被不尊重了。这个年头，谁不会用手机或数字相机拍照？谁不会用计算机程序修改画面？如此方便的后果是大多数人不尊重被摄对象，而只在意自己“抢”到的画面，以为有权从任何眼见之物“剥”下一层影像，占为己有、任意使用。这种现象，事实上，也就像是长久以来，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为人类所拥有，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怎么糟蹋都没问题。
重新认识摄影传统、厘清摄影艺术本质，就如同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学习尊敬大自然那般必要。摄影是一项要靠对象才能表达的媒介，有对象存在才能把影像凝住；有事件发生摄影家方可见证。因此，摄影伦理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一位摄影家无论有多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属于对象。成为好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做最好的呈现。
一位好摄影家不必急着把自我观点强加在对象上，当领会到对象的精髓时，本身长年累积的人文素养，自然跟着对象共鸣共振而呈现。这正是摄影之可贵，也是摄影创作者所能获得的最大喜悦!
我的摄影生涯已超过三十年，镜头的焦点多半锁定在台湾的农村，试着在平凡老百姓身上捕捉高贵的人性温暖———无论物质多么匮乏、生存环境多么严苛，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关怀与信任的。对我而言，摄影是肯定人性价值的工具，可以凝住真实与善良、让它成为永恒。随着经济的进步，人类不仅生存环境越来越糟，也因为一心追求快速成功、盲目竞争，彼此间摩擦越来越大、疏离感越来越强。在观景窗中所看到的面孔越来越使人失望后，我开始转而把时间精力用来办杂志。自1992年起，创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借着呈现世界各地摄影家极富人文精神的作品，希望在剧变的时代当中，为人道精神的传承，尽一分绵薄之力。
20世纪末的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以来最大的地震，夺去了2300多条人命，伤及8700多人，毁损近8万户房屋，让许许多多的家庭骨肉永别，或是面临生活绝境。然而，这场地震也震醒了台湾人原本越来越冷、越来越僵硬的心，使大家的情感开始回温，踊跃地捐款或投入赈灾，其中又以佛教慈济功德会的救灾行动，令灾民感恩不已，也令所有老百姓肃然起敬。
慈济基金会创立于1966年，证严法师当时以一介身体孱弱、生活清苦却坚持自食其力、不受供养的比丘尼，带领着30位每天省下5毛菜钱的家庭主妇展开济助贫病的工作。39年后，慈济志工超过3万人、会员数百万，藉由“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拔苦予乐、济贫教富”的足迹远达60国，工作范围并延伸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项目。也因为这场世纪大浩劫，我接触了慈济这个团体，并在证严法师以身作则的潜移默化之下，重新省思自己在“众生共业”的大环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他”的领域上，能用相机发挥什么功能。
加入慈济工作行列后，我的摄影生命不但重新燃烧，而且找到显然较为踏实的意义。虽然同样是以摄影在肯定人性的善面，但从前我所在意的是艺术表现和个人风格的建立，如今却以记录及传播志工们无私付出的动人事迹为乐。所有人类是生命共同体，理应互助互爱；人也无法胜天，倒是应该敬天畏天。
我重新发现着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也重新体会着生活和艺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