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2年7月12日
地 点：文化实验空间展厅
主 办：文化实验空间
学术总监：姚铁正
学术主持：郭雅希
郭雅希（美术史论家、批评家、“文化实验空间”学术策划）：今天的研讨会和景育民的个展有直接的关系，是对他个展涉及问题的进一步延伸。今天的学术主题涉及到三方面内容，一是城市文化与环境艺术——城市文脉与未来城市文化展望，这个问题涉及到城市文化的历史、城市文化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问题。二是城市空间与环境艺术——未来城市空间展望。三是雕塑与环境艺术。
张文忠（建筑学教授）：首先感谢“文化实验空间”的几位先生组织这次活动，为促进我国环境艺术发展提供了良好开端。我谈的内容可能比较杂。我本来是个建筑师，也是建筑学教授，十年前退休后我有一个转向，自由时间多了，我考虑环境艺术问题渐渐地超过了对单体建筑设计问题的思考，超过了孤立地去搞规。这和我多次去美国有关。美国之行给我观念上很大的刺激，他们的建筑师的基础很宽，不象我们这么窄。我们建筑师容易处于一种赶任务的状 ，一个任务来了，抄起丁字尺就画图。过去闹过笑话，兰州城市规划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有坡度的城市，地面高低起伏很大，建筑师接到了任务就坐在屋子里用丁字尺一拉，炸掉了山丘，当成平原那样设计，没有结合地区环境的特点，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地域的自然环境。
我和一些国外的学者接触比较多，一个台湾研究室内的著名学者跟我说：“室内环境设计与其说是设计艺术，不如说是设计生活。”我认为他的话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设计师，不管是建筑师、环境设计师还是城市规划师都是在为老百姓设计美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孤立的拿起三角板，把所谓的那一套知识灌给老百姓。对于艺术家而言，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们建筑师又何尝不需要这样呢？难道我们搞城市规划和建筑的人只是思想僵化地去处理人民的生活就算大事了结了么？我们不要忘了还要“高于生活”，艺术家如此，搞环境艺术的人也应这样。景先生的作品给我很大的启发，看上去美的东西要经过很长时间去磨练去追求，只有把它提炼、简化、纯化，才能产生出精品。美的东西不应只是让专业人喜欢，也应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面。我从事这项工作有很多感慨，谈何容易。
比如说古代建筑的重建，本来古建的原貌很好，偏有一个“修旧如新”的口号，似乎粉刷如新就是好的。真正成熟的对待旧的景观艺术，是修旧如旧。应该采取科技手段，让它延长存在的时间。可惜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东西，经过“重修”把它毁了。以我这吹毛求疵的人来看，它的比例远远不如原来的好，而且加上了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街道又搞的那样窄小拥挤，弄得很糟糕。五、六十年代，我们曾设想把古建保存，修旧复原，周围做一个绿化广场，作为一个观赏点，种种原因没能那样做。因此，我回忆起我的老师粱思成先生，他在解放初期极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不要在故宫周围的那个圈子设计新都，而是在现在的五棵松那个地方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可惜没被采纳。现代化的设备不敢大刀阔斧的建设，而且还破坏了古城的完整。天津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然，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拆些东西，但是那些有保存价值、文化色彩浓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它是多少年沉淀下来的东西，是文明，是文化，拆了是令人心痛的。我看好多国外的广场、景观，为什么那么好，吸引人，究竟魅力何在？主要原因是它结合了地域的文化特点。例如泰国，它结合了佛教的符号，不论壁画还是雕塑都带有信奉佛教的色彩，一看就知道是泰国的，环境艺术已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理念。现在国内很多环境设计、雕塑作品都似曾相识，重复太多，无疑大多数人都在互相抄袭。现代西方的东西我们是要学习，但我们国家沉淀下来的地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要研究，也要发扬。现在有很多房产开发商在居住区里作很多庭园，有的将西方的一些东西直接照搬了进来，这和中国的本土文化很不协调，所以我们强调必须重视地域文化。
我看景先生的雕塑的时候还不知是谁做的，但感觉和环境结合得也很好，尤其是体育中心的那个红色，曲面的，变形的造型，在体育环境里有欣欣向荣的气氛。他的造型和建筑的尺度结合的很好，建筑很简洁，而作品有很多曲面，曲面的造型和突出的红色与黑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完美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有很强的现代感。景先生的很多作品都很有文化底蕴，如果我做环境艺术，还要请教景先生。
郭雅希：张文忠先生对景育民的环境艺术作了精辟的点评，并对一些破坏环境、毁坏文化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真切的希望张先生的建议能够通过媒体引起城市规划决策部门的重视。
洪再生（留日工学博士）：我们觉得天津能有像“文化实验空间”这样一个交流的场所，对于我们这些搞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专业人员是非常有好处的。现在大家关注的问题很多，比如像环境艺术的发展趋势，像景先生通过自己的一些作品体现了自己对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的理解，这些工作做的都非常有意义。在现在信息交融、学科交融的时代里，“文化实验空间”做了这些工作就更显得有意义了。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在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搞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这几年，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当中可以感到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对环境，特别是环境艺术越来越重视。今年我们天大规划院也试图探讨在城市的大环境当中通过艺术的创造，包括建筑小品、城市雕塑、以及绿化的综合的考虑，来营造一个比较丰富的甚至是地域性和文体化的空间。 这几年的工作应该说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
今年我报的这些个项目都被评为获奖项目。前一阶段，我们在搞一个天津特别大的课题，叫做“天津的建筑风格研究”，准备在今年的9月6日天津举办的“国际住宅与规划研讨会”开幕之前把这个成果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与大家见面。在这里面分了几大方面，来探讨天津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由我们主持探讨的主要是天津地域性的建筑风格和城市空间的设计。在此过程中，我们探讨了城市未来空间可能的发展趋势，其中因为其它的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在今后的城市当中，特别是城市意象空间的形成和城市个体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探讨。所谓的“意象空间”与城市空间有一个区别，意象是能够在人的记忆当中留下回忆，产生印象的空间。“意象空间”的研究也是受美国著名规划学者、建筑学家凯文·奇勒的城市意象学说的启发。我们觉得在“意象空间”中怎么样形成一个有特色，有个性化的城市意象，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来形成，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何在城市当中搞一个整体的城市意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区段的城市意象，还包括建筑的建筑意象。在此当中，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形成良好的意象空间，我们也归纳了国内外的一些发展趋势，作了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整合，重构，造型的方式来形成真正个性化的特殊的城市意象空间。这个成果已经放在了天津的这本书里面，近期将和大家见面。日本的一些学者研究过环境艺术与城市空间之间大的关系，特别探讨了如何从发展过程中看这种关系。就日本环境艺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地藏和石佛为代表的“宗教造型”时期；第二阶段是以国家主义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以前的所谓“铜像建筑”时期；第三阶段在战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开始的所谓高速经济成长时候的“都市造型”时期，在这一时期，艺术与人与城市景观之间开始产生联系，并且开始呈现了在公共艺术之上的城市艺术理念，从而进入城市艺术时代。日本的这种归纳研究在东亚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环境艺术和城市空间有可能用四个层面的关系来概括：第一个层面是形体的创造，它包括把城市造型作为美术作品，作为公共艺术来看待，使其通过创意的造型，通过人文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成就一个新街区创造的观念值。从原来把一个很好的艺术作品，不考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孤立的放置在城市空间当中，渐渐地发展到使一个很好的艺术作品和周围环境建立有机的联系。比如景先生在天津体育中心的这件作品就探讨了和周围环境的协调的关系。第二个层面过渡到场所的创造，它关注到场所当中的人的活动。我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神户被公认为日本的一座非常国际化，有文化品位的城市。它在海边做了很多考虑到人的交往需求和人的参与欲望，参与性的装置。比如说做了一个舞台，中间有一个类似于银幕的东西，大家可以从里边伸出头来照相；还有在海边放置了很多不同形体，不同大小的石块，来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排列的矩阵的效果等等作了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这种城市场所的设施、装置、广场的造型，通常在城市空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三个层面过渡到风景的创造。最近，我受日本的启发，准备了一门博士生的课程——风景造型论。这第三个层面已经把视野转向了艺术景观，就是把绘画艺术和园林艺术结合起来，从过去单纯考虑艺术表现形式过渡到同时考虑与体块、容量、平衡之间的关系，在此之上，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城市功能性的艺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门包含着多种学科的，很有发展的新型学科。第四个层面：是在描述，创造一种故事，“讲述”这个词逐渐地在被大家认可。创造故事包括创造一个城市的传说。例如，漓江一带东巴文化是靠以口相传。我们的城市雕塑、公共艺术，也是用一种形体的方式，实体的方式来把城市发展的脉络展示给大家，所以是在创造一种城市的传说。特别是地域和历史的题材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之上，城市空间的使用前和使用后也就是创造故事当中所起的作用。前一个月，我去到欧洲，在罗马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建造一个城市时把好的，历史性的东西修旧如新，这是对文化的破坏，是对城市历史的中断；而罗马却是修旧如旧。他们在修复古建筑，包括一些公园遗址和建筑过程中，确实花费了很大心血，如在皇后墓的施工过程中，如果完全是现代的脚手架和其它材料，可能在修复的时候会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他们却匠心独运地把要修复的建筑的立面全给画在了保护网上，使人猛地一看，感觉和周围非常协调。他们很重视环境意识、文化意识。可是我们的环境意识、文化意识却往往很差。在都市空间同样也是这样，建造某个建筑或雕塑的过程中大家也许很振奋，而建好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像城市的垃圾或建筑的垃圾。我们没有把它放到城市的传说，或城市的文脉展示过程中来。如果能够在以上的四个层面的基础上，把环境艺术和城市空间的关系搞好的话，我们的城市可能会越来越好。在这里非常可贵的是景先生在这方面搞了很多宝贵的实践。今天参加这个会我考虑到怎样把城市雕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纳入城市和公共的艺术范畴当中，然后更多地加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城市雕塑、美术设计等方面之间的关系，使之更为密切。我们前一阶段在探讨搞环境工程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城市功能的艺术，如何把环境工程与环境艺术结合起来。最近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已经把环境的概念和规划结合起来，即天津大学搞的“水生态校园示范工程”。这里考虑到怎样用环境工程的手段把天大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然后作为再生水的利用，以及怎样把所有的湖面连接起来，使它成为校园景观当中，校园生活当中甚至是校园历史文脉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工程可能会获得水利部的支持，获得一个1.25亿投资，在天津市形成一个把水生态意识、景观意识、环境意识组合起来的非常好的值得学习的范例。我希望今后像这样的展览、研讨会，有机会的话天大的设计院、规划院的老师和研究生踊跃参加。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郭雅希：洪再生先生是一位去日本留学过的学者，他对日本城市文化形象深入，精辟的剖析，研究和日本文化形象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刚才洪再生先生的发言还提到了凯文·奇勒“意象空间”的概念，这是一个对新城市文化形象建构非常有益的学术研究课题。他的研究得出了通过整合，重构，造型的方式来形成真正个性化的特殊城市意象。
我们期待着洪先生研究的课题《天津建筑风格研究》这本书的出版能对天津乃至全国的城市文化形象的规划，决策，设计，建设能有所促进。
朱 其（策划人、美术批评家、“世纪在线艺术网”艺术总监）：北京2008年准备做一个奥运雕塑公园，这里有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雕塑体制基本上属于国家行为，它主要起源于五十年代城市雕塑运动，主要是革命纪念雕塑。那个时候雕塑是比较政治性的，所以必须像苏联那样在一些街头树立城市雕塑。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城市化了。在82年到85年这段时间也有过一次雕塑潮。那次塑潮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五十年代做城市雕塑的那批老雕塑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掌权了。那时建设部成立了从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到各省市的城市雕塑委员会，控制了所有雕塑的设计方案和设计项目。让谁做，这里有一个利益机制，也是一个利益项目。因为一个城市雕塑可以挣很多钱，几十万或上百万。八十年代就变成了那些项目被各城市雕塑委员会的负责人分别承包的情形，不但项目要给他们做，而且风格也要服从于这些五十年代出名的人。到了九十年代，风格稍微有点多元化，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使用一些另类的中青年雕塑家的方案。这时，雕塑的方案和视觉面貌开始多元化。目前，中国的雕塑形成了以国家性的城雕委员会体系为主导的结构，再加上各省市和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控制的空间引入了多元化的风格，大概的格局就是这样。城市雕塑的体制就是谁接项目，谁决定这片环境的雕塑的视觉风格。这是没有办法探讨的。我感兴趣的可能还是视觉风格的问题，这两年进行了很多尝试，像成都的竞赛，当初想追求前卫风格，请了很多北京做装置艺术的，做video的，做观念艺术的前卫艺术家，但很多前卫艺术家的方案看计算机设计图或模型还不错，但做出来却和环境没太大关系。再如某个房地产商当时也是认为雕塑家的视觉风格太保守，他们请了一批画家包括几个行为艺术家去做雕塑方案，但是做下来的效果不很理想。因为那些画家对三维空间没有感觉。有些画家甚至想尝试写实的人物雕塑，很多写实人物雕塑的解剖结构都有问题。还有一个尝试，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花了一千多万，做了好几期的户外雕塑展。它是采用把八大美院的学院派雕塑家在工作室内的架上雕塑放大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环境雕塑。第二届雕塑展就特别明显，他们请了两个国外的雕塑家——贝那唯尼和飞利普·沁。当时很多国内的雕塑家很气愤，因为这两位外国雕塑家的两件作品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而每个国内的雕塑家大概才给了两三万人民币。他们说你这个雕塑我们也能做，为什么给外国人那么多钱，但是完成以后就发现外国人的作品虽然没有我们学术，但是和环境的协调性却做得特别好。所以我认为除了体制方面的问题，一个城市的城市雕塑由谁决定，由谁来做，或由谁决定雕塑的视觉风格，这个民主机制怎样建立，这是一个公众问题。其次，城市环境雕塑的视觉风格应该经过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做城市雕塑感觉是千军万马，大家都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和积累，就开始进入雕塑创作领域了，包括画家、装置艺术家、学院派雕塑家甚至行为艺术家，都去做城市雕塑。
我个人认为，城市雕塑、环境雕塑有其自己的特点。不是说你是雕塑系的老师，在学校教课，长期做了很多有学术成就的架上雕塑，就能作环境雕塑家了；也不是说你在学术界思想观念非常前卫，你就马上可以做环境雕塑。像国外的城市雕塑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环境本身去设计，包括材料和风格的设计；还有一类，可能在中国就很难做，有一些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包括前卫艺术家在艺术史上有地位了，就把他们的风格做成了雕塑，变成了街头雕塑，像毕加索、米罗、杜飞很多在廿世纪出名的艺术家，把他们已经出名的视觉风格做到了街头。我觉得这在中国不太现实，因为艺术史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公开和传播，中国的环境艺术需要怎么搞，还要深入地研究。
我觉得“文化实验空间”这次研讨会把这个课题 作为讨论的专题很有意义。中国如果真的能通过国家性的体制，去推广实行城市环境的改造，可能会非常具有力量，但可能也会引起风格的大杂烩。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奥运环境雕塑项目，最后完全会搞成前卫、后卫、政治的一个大拼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协调关系。但我觉得局部会有一些真正有创作眼光的艺术家、企业家或规划师，能够合在一起对一些局部的项目进行实验，这在中国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
邹跃进（美术理论家、批评家、中央美院美术史论系博士）：我这两天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任何艺术行为都与我们的生命的存在有关。昨天我去了一个很大的商场，没有一个座位，两个多小时遛下来累得特别难受，最后坐到公共汽车上的感觉特别好！城市给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永远不停地流动。今天我来的时候在北京站呆了一个小时，看到了人山人海，上去的，下来的，感受到的就是漂浮和流动。想起有个美学家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被凝固以后是一种静的东西。实际上城市雕塑也和建筑一样是一种凝固的音乐，而城市的现状却是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我们能不能从动与静的关系上来把握城市、环境和人的关系。城市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并使之井然有序，关键在于这种合理的动静关系。
我曾经有过一次塞车的经历，那天突然下雪，我在出租车上坐了7个小时，其实不到十公里路，花了一百多块钱才到家。我想，这就是都市，它给你很多方便，但是，突然停止了流动，或流动不畅会使你一筹莫展。我觉得雕塑的感受应该和都市的感受连接起来。人在都市中生活，就会有许多感受，如果把这种感受带到对雕塑的形象塑造中去，对空间的把握中去，可能也是一条思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今天我在北京站还注意到广场上的人都坐在地上，因为没有凳子。车站的设计可能关心的是广场的平坦和开阔，而不是人文的需要。我们从人文关怀或给人的方便的角度来讲，这个空间的人性感的东西是不足的。环境和都市人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把它以形象的方式揭示出来，都市环境艺术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这是我作为一个都市人，通过个人生命体验想到的问题。第二点，城市空间是一个大概念，实际上每一个空间都是非常具体的概念。比方说你是在一个百货公司前面，还是在一个博物馆前面，每个空间都不一样。都市的空间是由无数个小空间组成的，每一个空间都应该和整个城市的空间的功能、文化、文脉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雕塑家应该思考的问题。都市的空间是一个大概念，怎样把这一大概念化成无数个小概念，然后又整合成大概念，然后才构成完整的某个都市。北京有个王府井大街，在别的城市又看到一个“王府井大街”，如同克隆的一样，就会没有自己城市的特点。目前，在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中很缺乏那些探讨性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郭雅希：邹跃进先生谈到了实用方便的需要，人文的需要，整体个性环境的需要，这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艺术所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三个概念。在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城市现代化改造中，我们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很不容易，但却非常重要。邹跃进先生通过他个体的生命体验，不但认识到这三个因素的协调关系是成功的环境艺术设计的关键，还从城市的“动”、“静”现象中意识到了城市环境建设不能抛开对具体的功能因素的思考。好！谈得非常好！
焦应奇（美术理论家、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仓库”创办人及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曾在美院壁画系教过书，对于环境艺术、雕塑、壁画、景观和生活的关系有一些生活或工作的经验。我读研时本来想给城市景观做很多的作品，后来发现我根本做不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和时机。我经常地感到建筑师、壁画家、环境艺术家很被动，他们总是在被迫降低自己的作品质量中获得一种回报。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们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尊崇文化、尊崇个人创造精神的时代，而只是尊崇物质和利欲。在这样的时代去谈城市景观，谈雕塑，谈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学术问题，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无奈和尴尬。比如去年在欧洲布鲁塞尔和一个博物馆的主持人逛街，他对我说他喜欢那个建筑，那是一个非常老的当地的建筑风格。虽然旁边的新建筑是一种非常新的语言，但丝毫没有破坏老的建筑。因为老的建筑破得没有办法，必须要拆掉。而新的建筑师就在坏的空间缝隙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嵌了进去，可是新嵌进去的建筑决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拼装，却是原来建筑风格的一种延续。我看到以后特别感慨，我对他讲我生活在北京，原来感觉特别自豪——我从山东考到北京，然后在那里工作，教书，现在在研究院工作感觉很好，但我又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太大。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新的建筑，按我们的标准建得也很好。他说建筑的门厅非常巨大，人站进去很渺小。作为我，反感这种巨大，为什么要压倒对方，这里面折射了一种态度。在今天，已经不是靠权力和力量来影响对方的时代，今天的文化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时代。博物馆的主持人在这里就给了我两种态度，或两种信息。去欧洲给我的感触很深的是每一个城市都极其关注怎样来玩这个城市的文化游戏，以和其它城市达到一种平衡或竞争，这在罗马等地都很明显。有几个意大利朋友就说很不喜欢米兰，因为米兰没有文化，这就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如果我们一个平常人到香港，会非常喜欢那里，因为有那么多新的高楼。但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在符号后面时代的精神质量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实际上图像是塑造社会的。在这个图像的时代每一组图像、每一个空间的图像结构都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每个个体。但是现在这种一切向“钱”看、一切都是以所谓的现代化概念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所以很多行为都不能体现出精神的魅力和价值。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能不能实现知识概念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比如在欧洲看到一个作品，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如果这是一个大师或好艺术家的作品，会觉得极其丰满；如果看到一个非常纪念性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却不会觉得它丰满，因为在一个崇尚“成教伦”的社会里和一个崇尚“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今天的环境艺术没有体现出个性和个人精神的魅力，我们体现的都是政治的，模仿资本主义的，或是简单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或是简单了的个性化的形式主义的表现，这使我们整个艺术文化的水准非常低，其原因就是没有个人魅力，也就是创造性、想象力、精神冒险的能力和质量。我们说奥林匹克公园也好、北京的未来也好，包括天津的未来、西安的未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不会有我们所说的艺术。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悲观。我的积极的一方面认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财富，就是我们精神的经验性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或者说只有极少的国家才有我们这么丰富的经验。比如从文革到现在，从无知到求知到以知识为美为价值这样一个过程，肯定后来还会有一个每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的个性时代还会到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一些经验实际上是我们所学习的、模仿的欧洲所没有的。可是在我们的环境艺术作品当中却很少体现出这种东西来，甚至它与我们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不论是在国外作研讨会，还是在我的“仓库”作研讨会，经常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要素，能够激发艺术家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最后的结论很简单，不是知识，也肯定不是技巧。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不同的经验给我们的想象和一种欲望。可是在环境艺术中，一看到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失望。我曾经和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叫吴华的朋友进行交流，我认为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一种智性的建筑构造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是多做传统建筑还是多做西方建筑？可能梁思成先生和张文忠先生都考虑过这个问题。这里和绘画有一个模拟关系，当你画的画特别不对的时候，你的画是该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我觉得这是同样的问题。当然建筑和绘画不同，绘画是个人行为，建筑是国家行为。从某些现象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正在朝宽容和开放上来转。我自己比较主张从每个个体来做最好的作品开始，回避现在流行的精神腐败的做法，使精神质量进一步能够提高。
冯兆一（经济学家）：刚才大家说了许多，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虽然艺术家的追求往往不受经济基础的局限，或者说是反经济的，如焦应奇的“艺术家仓库”、姚铁正的“文化实验空间”。真正做这件事，是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的。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城市的建筑也好，雕塑也好或整个环境也好，大家认为不满意也是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殊时代所造成的浮躁期有关。现在看来，上海好象稍好一些，好在早期开发和最浮躁的时候，上海没有动，它仍然受着计划经济的控制。等到第二轮发展的时候，上海得意于历史上的声誉，得意于经济上的实力，所以相对好一些。最近据说上海的新天地和上海老苏州河周边的仓库改造做得还是有一些成绩，至少对于目前中国整个环境的改善和整个环境艺术的塑造会有一些借鉴作用。我认为不必太悲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随着官员素质的提高，情况会有好转的。我们看到的欧洲的好的东西也是受到他们经济的影响。比如英国的首相官邸，它的门就很小，广场也不大，大家都想不通，这么重要的地方，门为什么这么小？据说当时英国是有法律的，收地产税是按照门的宽度来收，这说明建筑的形式与经济是有关系的。
我认为日本现在做得比较好，他们有一个“经营城市”的思想。据我了解他们很多的城市确确实实花了很大的力量，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作了很深入的研究。然后也会经过反复的论证，甚至也会经过议会的讨论。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就会坚持几十年不变，不会因市长或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方案。其实中国的城市建设完全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我们作一个规划，要拿到公共场合请市民来评价。但问题是素质比较高的人不去看也不去提；素质比较低的人也只是看个热闹，却提不出什么问题来。现在看来有这样一批像做“文化实验空间”的、做“艺术家仓库”的实际上是对整个民众的艺术教育的普及和推广非常有意义的基地。不过我想还是应该研究一下怎样获得好的回报，实际上有回报本身应该比没有回报影响力更大，我是觉得我们的艺术家还应该考虑经济运作的问题。
王 强（天津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当前，豆腐渣工程、城市垃圾随处可见。这里边有很多因素，如长官意识，独断专行。少数艺术家受经济的驱动把现代雕塑变成了系统化的雕塑制造公司，比如广东等地就有专门做不锈钢球、飘带等雕塑构件的专业户。一个球加上一个飘带就叫什么“飞腾”、“改革”、“跨越”……稍加改组就是一个城市雕塑，完全程序化，概念化。这就使我感觉到我们的教育还很不够，同时还缺乏合理机制的制约。今年年初，“文化报”和“文艺报”都发表了《请关注城市的艺术格调》、《北京急待为公共艺术整容》等文章。城市雕塑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安放要求能体现该城市所特有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特点，与城市文化一脉相承。那些劣质的雕塑如同我们身边的垃圾一样，既缺乏雕塑自身的美感，又缺乏与城市文脉的联系，造成人力、财力的双重浪费。我认为像景先生这样的作品更应该加强在评论界、电视媒体及报界的宣传和引导，这样才能提高社会的品位和整体文化水平，从而带动城市雕塑的发展。
龚立君（规划学教授）：我是学规划专业的，但由于工作的关系脱离这个环境已经有十多年了。偶然的机会做了开发商，最早与景先生一起策划了万科花园新城的几个规划、雕塑项目。刚才各位专家都从各个方面对城市的空间艺术、环境艺术、雕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谨从一个开发商的角度说一些现在社会的现象。万科的开发商已经意识到文化的内涵对于房地产的开发有多么的重要，他追求带有文化品位的开发，而事实上他做的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他的想象。其实万科从一开始建立就尊崇文化。企业文化中的杂志、周刊一直有一个文化的延续，而在地产开发项目上怎样体现文化，则是近几年的事。万科在天津的项目在整个万科系统里还是相当成功的。目前，开发商有很多的困惑，其中包括如何把文化和居住结合起来。不是说种几些树，做一点小品，或是做一、两个概念，就把环境的品位做出来了。比如近几年出台的一些项目，都以做水的文章著称。但他们没有认真的去考虑和研究天津的地域环境和地域文化是不是适合每个开发商去做“水”，而是一窝蜂地抓住人亲水的本性都做“亲水”。学术上的研究和引导和开发商的想象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没有人去正确地引导使开发商更理智。开发商追求商业利益是他的本质，是他生存下去的基础。他投资时肯定会首先想到如何收回投资，他和真正搞创作，搞技术的人是有区别的。而如何把我们的创作和技术真正的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和开发商又密不可分，这就形成一个谁引导谁的问题。我从开发商又回到学校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又来做理性上的呼吁
，以使大家了解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居住环境。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反反复复的讨论，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被接受和承认下来。
朱 其：一个艺术专家和一个老板之间必须花四到五年时间建立一种关系，仅仅对他进行艺术上的启蒙是不够的。国内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网站和刊物，他们有时也会的将媒体上的文化名人拖过来花一、两千块写一篇文章，发在网站和刊物上，提高自己的品位。其实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伪文化。所谓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集权文化。我也在思考，这十年的一个模式就是艺术家在试图接近老板，老板也在找艺术家。但直接建立这种媒介关系似乎不太好。还是要像西方那样，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是通过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决定应该作成什么样子，而并不是老板决定的。比如现在上海大剧院正准备让朱德群做一个壁画去取代丁绍光的雕塑和壁画。朱德群非常有名，所以肯定会由他来决定作品的风格。但如果换一个不知名的艺术家，老板肯定不会听他的。
张文忠：商家信任你的威力的时候，把你搬出去作为活广告来用，在这方面千万要冷静，要学会保持中国设计学术团体的相对独立，同时还要和他们昧着良心交朋友，宣传我们的观点。不打交道也不行，他有他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就是一大进步。
焦应奇：现在的一些城市也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比如连云港现在也要做城市的定位和规划。据说北京也有这样的一些景象，这是大势所趋，逃脱不了的。当政府意识到要转换的时候，专家们并没有准备好，社会的价值观也没有准备好。比如崇尚创造力，崇尚个体的社会价值， 至今还没有。文化已经形成一种习性，还没有给人一个可生存、可延续的空间。老板和艺术家的关系是相当难的，应该是老板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认定他的价值，其核心还是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而不是领导的问题。每个领导在文化价值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教育任重道远。
张文忠：正直的艺术家一方面有点灰，碰壁不少，但我很赞成你们开的“文化实验空间”和“艺术家仓库”，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交流探讨如何发展我们的艺术事业，这非常可贵。
焦应奇：去年我到意大利，一个年轻建筑师带我去参观米兰的代表性建筑。我就感觉中国建筑很缺少知识的理性。原因就是交流活动太少，知识太书本化，对西方建筑的经验尤其是教训没有多少见识。我就建议能不能帮我们组织一批建筑师来中国，比如城市规划、居民建筑、工业建筑、绿化、室内等方面的。
李 威（开发商、工程师）：我原来在设计院搞设计，后因工作原因做了几年房地产。目前的房地产商都在模仿，或者盲目认为国外设计师的方案好。所以现在就形成国外做方案，由国内设计院来做工程设计。但国外的方案也未必符合设计上的要求，现在的城市建筑确实形成了很多的城市垃圾，像深圳卖不出去的“垃圾房”。大家都认为房地产有暴利，于是房地产商就不择手段地增加容积率，同时建筑师和某些规划部门也迎合了房地产商，这也成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
景育民 （雕塑家、“文化实验空间”学术主持）：我所从事的公共艺术确切的讲是城市雕塑，实际上我应该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出现。作为一个当代雕塑艺术家与绘画类的艺术家还有一定区别，我们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探索一些实验艺术、现代艺术语言、现代艺术语境和现代的科技手段在艺术作品中的结合，拓展了艺术的领域，这是我们向往和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我们的社会责任是要做一些城市环境雕塑，这就涉及到了公共艺术。公共艺术与公共环境有一个互动关系，比如作者要推出一个作品或创作思想，服务于社会，这就有一个与企业家、商人和官员的关系。
目前雕塑家遇到的困惑，一是室内雕塑走向室外的语言的转换。有些室内雕塑本来不适合于室外雕塑的语言特征，这在我们自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再就是雕塑与建筑环境的关系。现在雕塑与环境的关系结合得很不紧密，规划、建筑和雕塑的领域都比较孤立，而不是完整的来考虑这个问题。环境设计在艺术上，文化上和整个视觉上没有达到完整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实验艺术作品，如很多架上或展示性作品，语言上可能更加另类和前卫，但真正变成公共艺术时实际上是打过折扣的，这是一个生存智慧问题。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作为公共艺术它既有一定引领作用，又不可能走得太远，因为艺术在社会上实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像“文化实验空间”、“艺术家仓库”这样的地方提供一个场所，艺术家在这里的作品很可能就是一种个性化的体现。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来讲，这样的机会极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为社会服务。从搞的一些城市雕塑评奖招标会的评选结果可以看出，中标的作品没有超越这个时代，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以提高我们的规划，搞出一些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它需要智能和策略，这种智能和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我们有时也会有无奈的感觉掠过心头，一些伪劣的艺术家作的作品会让业主和企业家非常舒服，但那种舒服会制造很多垃圾。我们出于艺术家的责任感，必须比较策略的处理这种事。我们在艺术圈里也常常受到别人的指责，但是了解具体情况的人会明白我们作到这一步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艺术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作品的问题，它要经过一些斗争，一些智慧，一些磨合才能达到你所追求的这一步。我们现在在公共艺术教学上是两拿着，即AB课程。A课程是初级课程，就是做城市雕塑，B课程时才谈到真正的公共艺术，这是高年级才开的课程，因为高年级很快就要涉及到面对社会的问题。现在，当代艺术已经拓展了它的领域，它的多元化与边缘性。各种艺术门类对雕塑艺术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它传统的模式。我们的雕塑教学及环境艺术教学也在随着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郭雅希：景育民从一个雕塑教育家、和环境艺术创作者的角度谈了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和感受。批评家们常常对他们的作品横加指责，可能景育民的作品也受到过批评。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个雕塑家、环境艺术创作者内心的苦衷。从景育民的创作和他刚才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能够成功的将主旋律的，商业的，学术的三个相互矛盾的领域结合在一起，这本身是需要智能和包容的，但有一点非常明显，他骨子里还是想搞学术的实验性的东西。
姚铁正（“文化实验空间”学术总监）：今天的研讨会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我觉得大家还有很多话要说，有些话大家可能憋了很长时间了，就想找个地方说一说。
从小景的雕塑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矛盾，一种内心的矛盾。如现代社会与传统的矛盾，学术与商业的矛盾，等等各种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出一种态度上的迟疑，这种迟疑说明了他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一个艺术家毕竟不是一个伟人，他不可能超越他所要面对的矛盾。今天大家表达了很多的意见，也触及到文化机制问题，这说明中国的文化确实有病，需要治疗。这种文化的疾病很复杂，我们不可能开一个方子，就把病治了。更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开一个方子，大家照方下药，就能有效地治这个病。由一个人开药方，大家照着去做，那肯定是封建主义的，极坏的作法。我想较好的方式是对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化。多元化可能是医治文化疾病的最好的药方。如果大家都能来发言，都能来出主意，每个人的主意都很平凡，也并不伟大，但能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可能是不是能治一点病？
我觉得焦应奇先生说到两个概念非常好，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文化缺少创造性、想象力、精神冒险的能力和质量。尤其精神冒险这个提法非常好。还有就是焦先生认为我们还没有掌握一种智性的建筑构造能力。我认为这真正深刻地说出了中国目前这个文化上的浮燥期的病因。这不仅仅是建筑师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中国的近代文化还缺少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一个缺少形而上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只尊崇粗陋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应该提倡精神的冒险，只有经由精神的冒险才能达到形而上，也只有当我们具有了形而上的思辨能力时，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掌握焦应奇先生所说的智性的建筑构造能力。有时，有人问我：什么是形而上的思辨？我想这样来回答：形而上就是抽象，思辨能力就是理性的批判能力。我们的文化需要抽象精神，我们的文化也需要理性的批判精神。
邹跃进先生的“流动的城市”的提法也非常精彩，这个提法符合现代城市学的理论。现代城市学说认为，一个现代城市具有生态的特征，它是由各种流动的因素组织起来的。学者们对哪些流动因素是城市的基本因素看法不大一致。我认为，人口流与物质流，生产流与消费流，能量流与信息流是城市的基本元素。刚才冯兆一先生说到我们应该确立一种经营城市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想，一个现代城市确实需要经营和管理。但是，要实现一种对城市的好的管理，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好的城市管理科学，更需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培养出一种好的城市哲学。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有一套理性的，关于城市发展的哲学。我们会有一套完备的，可操作的城市管理科学。城市的流动因素能被理性地系统地调控，城市的发展真的能可持续。我们的城市将能够培养出健康的，理性的，有创造性的城市公民，我们的城市文化将能够使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我们的文化不再浮燥，它将具有高质量的精神品质。我期望我们的人类聚居学或人居环境学能在将来建立起一种以系统科学为中心的基础理论。
今天到会的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也有同一领域不同类型的人。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了对话。郭雅希、景育民和我共同作这样一个“文化实验空间”，我们的愿望就是想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对于这种对话的气氛，我期望它会唤起一种精神和希望。
郭雅希：景育民的展览是我们“文化实验空间”举办的第一个展览，这个研讨会也是我们举办的第一个研讨会。我们可以看到景育民的作品不仅仅是在展示他的创作，也是在展示他的一种思想。一种如何“和”的探索精神，一种对公认的，司空见惯的东西的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其实这也是我们文化实验空间所推崇的探索精神和实验精神。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敬佩大家对文化事业的热衷和责任感。在此，我代表姚铁正和景育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