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在封面上破天荒地刊登出了一幅中国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可能没有多少人记得，下百30年前的这个月，中国中央颁发了五一六通知，被公认是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启端。30年之后，文革的记忆在大陆已几乎被热腾腾的市场热潮所完全淹没；但西方倒有人不太健忘，又翻出了当时的宣传画以资纪念。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背后的故事 

　　关琦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油画·1970。此画有两幅。第一幅为红色天空。后江青提出应改为蓝天，作者即重画了第二幅。（UBC提供）
　　《新闻周刊》的编者当然不知道这画的作者是谁。大部分文革时期的美术作品都没有标明作者。这张画印刷品右下角的署名是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这是浙江美院在文革时的名字。我当时是一位青年教师。虽然文革初期也曾为激进的口号和理想兴奋莫名过一阵子，但没法认同红卫兵和造反派过火的暴力行为。被认为是顽固的保守分子而关进了牛棚。后来又被勒令在食堂厨房劳动了几个月。1967年厦天，我被分许回到油画系参加革命群众的政治学习和活动。这时全国各地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日趋白热化，毛泽东必定感到局面可能失去控制，因而亲自到华北、中南和华东的几个要害省份做了一次视察。他在视察中的一些重要讲话于1967年10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下发布。在这些讲话中他头一次批评了造反派，说现在是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并且提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比较和缓理性的口号。这次长江南北的视察成为一个转机，标志着造反派走向失宠和狂风暴雨式群众动乱的结束。

　　我因为自己在文革初期饱受折磨和委屈，委容易被毛泽东这种新的姿态所打动。当学校组织师生为一次歌颂革命路线的展览创作时。我就以毛的这次视察为题目，勾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画稿，题目引用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诗，草图很快获得通过。但在开始上画布作画时，我被告知毛泽东的头部必需由革命小将来画；身体部分也应由革命觉悟比较高的教师执笔。作为一?quot;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任务是涂抹完成的大片的背景。不过我倒也无怨无尤。一方面能让我重拾画笔已是万幸；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大片鸟瞰式的大地和云层滚动的天空正是这画颇为浪漫的创意所在。

　　这幅由周瑞文、徐君萱和我合作的作品完成后，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不仅出版了各种印刷品，在不少大中城市的公共场所都被复制在巨幅的广告牌上。当时浙江省造反派的头目是美院的学生张永生，他在1968年5月19日受文革旗手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接见时把这幅画也带到北京去邀功。不料江青不赏识，据当时的记录传达，江青说群众欢迎的并不一定都好，并吹毛求疵地指出毛的动作不像等等。她说：我向你们介绍一张好画，就是《毛主席去安源》。江青的推荐促使这幅样板画一举成名；而《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也就从此被打入了冷宫。直到文革结束，许多文件披露以后，我们才理解，江青不喜欢这幅画是必然的。因为毛泽东在那次视察中的许多批评都是针对后来所称的四人帮的极左作为。

文革美术史于20世纪末终告出版


《新中国美术图史》封面，王明贤、严善享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
　　《新闻周刊》让我想起了这段故事，也想起文革中许多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可叹有时也可笑的经历。在西方，一般都把所谓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令人憎恶的人祸，但这一场政治运动从各方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它构成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难以抹煞的生活经验，这种影响不仅在那十年之间，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还多偏重于政治层面，而在文化层面上了解得并不多。至于在中国国内，官方对文革时期仍然讳莫若深，对那一段历史作任何严肃认真的研究都不受到鼓励，甚至会引起麻烦。

　　几年以前，我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不（UBL）不贝尔金美术馆馆长史华生教授（Scott Watson）谈起文革中的文化现象。他也是60年代的过来人。看过在温哥华演出的《毛白女》，家里还保留着几本当年中国的报刊。他极力鼓励我筹办一次文革艺术的展览。正在这时，我得知深圳画院的美术史学严善享正在编写文革时期的美术史，就邀请他一起来参与策划。我们三人从1998年起，正式开始制定方案和筹款等基础工作。

　　严善享和北京的学者王明贤合作编写的文革美术史在20世纪结束之时终告出版。这本书的问世也颇具传奇性。其实他们的著作早已完成。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意出版，但会付印之际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收紧，不少越界的报刊遭禁。书稿就在印刷厂搁置起来，后来政治气候略为缓和才得以出版，但被冠于一个含混笼统的名字《新中国美术图史》。只有仔细看封面上印的年代1966-1976，才知道它所关注的特定历史时期。

　　我们在寿展过程中参观过海内外不少文革艺术的收藏，有的在公立的美术馆或出版机构，但大多是在私人手中。奇特的经历之一，是在午夜12时被邀请拜访成都的一位企业家樊建川。他的开发公司办公楼就像一座文革美术馆。张贴在墙上的革命标语和宣传画成为他激励员工效力的工具。接待厅中四壁都是展柜，满满地陈列着他所收藏的文革陶瓷制品。单从数量来说，几乎无人可以与这位藏家相比拟。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的藏品也可观。他慷慨地让我们参观他的九龙和北京的仓库。这次展出的几幅巨大的油画和套色木刻，就是通过他的手借出来的。

　　经过近三年的筹备，两次访问大陆，现在展览终于如期在贝尔金美术馆开幕（3月22日至5月26日）。应当说，这是世界上（包括中国）第一次以文革时期创作的艺术品为专题的较全面的展览。在此以前，欧美也举办过一些招贴画印刷品的展览。例如1996年的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曾举办过一次The Chairman Smiles展览，展出了一百多幅苏俄、中国和古巴的招贴画。1999年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和英国威司特敏特大学筹办了名为Picture Power的文革招贴画展，展出了威司特敏斯特大学收藏的一部分。巡回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展出时还举办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在网际网路上也可以看到不少招贴画的展览。有一位Stefan Lansberger的藏品多达一千多张。但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意图，是想把文革时期的美术创作活动作一个纵向的展示。作品只是一种范例。我们尽量找到当时的原作原件，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通过不同时期美术作品形态、内容和创作方法上的变化，为观众展示了一幅延续十年这久的离奇的文化图像。

红卫兵当道的大批判时期

　　展览的第一部分为大批判。主要是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7年秋之间的展品。这段时间全国大乱，一切正常的生产、文化和社会活动都陷于停顿，艺术创作也不例外。唯有各地红卫兵自行出版忍气吞声小报十分活跃。据图史中不完全的统计，仅在北京、天津两地的美术小报就有31种。小报上主要刊登漫画和宣传画。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著名漫画《群丑图》就是在小报上发表和传开的。在所谓二月逆流中，老干部谭震林为这幅漫画大发雷霆，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话题。这次展览中就有最早刊出《群丑图》的小报《东方红》（1967年2月22日）和《革命工人报》（1967年3月3日）。地图出版社造反派出版的一系列地图战报也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每期刊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图，并标示了何处发生了革命烽火或学生运动。形象地传达了当时中国要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狂热心态。1997年6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了首者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其中最重要的展品是大型群雕《红卫兵赞》。这是模仿60年代四川的《收租院》泥塑形式塑形式制作的多组真人大小的群像，表现红卫兵一年来的斗争史。据说参加制作的中央美院师生和工人、士兵只用了20天就完成了这近百座塑像。由于制作材料不能久存，原作在展览后即已损毁。现在展出的是33幅当时拍摄并保存下来的珍贵照片，以及根据照片重新复制的四人一组的原大雕塑《反修路》，使观众有一点身临其境的感觉。

到处都有毛形象的红海洋

　　第二部分是红海洋。自1967年夏起，各省市进入了错综复杂而持久的夺权斗争。当年风云一时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数已无事事做，于是美院的师生把精力转向另一个狂热的造神运动，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美术作品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把全国变成到处都有毛的形象的红海洋。这时期的创作已不同于文革初期以黑白木刻或漫画形式的急就章，而又回头采用了传统学院式的创作手段，如油画、水墨画等。特别是一大批文革初期受过批判的资深艺术家被重新启用，使他们的技巧又有了用武之地。如中央美院的罗工柳、詹建俊、靳尚谊、侯一民，浙江美院的全山石这些曾留学苏联或受过苏联专家训练的教师，都曾参加这些歌颂毛的作品的创作。一批后来颇负盛名的青年艺术家，如唐小禾、徐纯中、陈逸飞、刘柏荣等，也都是在这段时间崭露头角的。这个部分的展品主要是招贴画、毛的语录画，和美术创作的印刷品。展出的《大海航行造舵手，干革命告毛泽东思想》又名《五个里程碑》，由三全张纸拼接起来，在招贴画中堪称巨作。大幅的油画原作有傅植桂的《大家报好》，仍然可以看出苏联革命历史画的渊源，但又具有中国文革艺术特有的神化样工。同室展出的还有其他各种带有毛像的实物，如纪念像章、月历、书刊、织锦、瓷器、日用品等。毛的形象可以说无处不在。上面提到的《毛主席去安源》一画的印数据统计达九亿张之多。创下了世界美术史和印刷史上的罕见记录。

样板画与样板戏

　　第三部分就是样板画。这个名称自《毛主席去安源》的出现而开始使用。其实当时的许多艺术家都在竭力遵循江青指导样板戏的原则，企图创作出一种新时代的高质量艺术作品。这一努力到1972年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时达到高峰。我们的展品涵盖1968年到1976年这一段时间。展品中有一幅十分珍贵的大幅油画《唤起工农千百万》，是现任上海美协工席、上海美术馆长方增先在1968年创作的。当时的意图是尝试用油画的工具来画中国水墨画样式的人物画，以开拓一条在艺术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新路。但这张画在《毛主席去安源》的钦定光环的对照下不得不黯然失色，在仓库里沉睡了多年。这次我们借出来，花了很大的代价去修复被岁月损坏的画面。这是作品完成30多年来头一次向公众展出。许多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汤小铭等《永不休战》等，也以当时的印刷品形式展出。这一部分中另一大特色。展出的户系农民画、大连工人画及军队美术作者的套色木刻在技巧和内容上都足以代表这一类型的最佳水平。

　　附属于这个部分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样板戏展区。除了陈列放映在江青主持下创作的五种样板戏和两个芭蕾舞剧的演出录影以外，还展示了与其相关的美术作品，如招贴画、插图等。最为难得的是一整套北京京剧院为演出《杜鹃山》所作的服装设计草图原件。王明贤偶然在北京的地摊上发现这本装订粗糙的画集，如获至宝。那些泛黄的纸页、生动的涂抹、潦草的笔记和反复修改的过程，把我们又带回了那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动荡年月。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感慨

　　与展览会同时，在温哥华市中心艾美利卡美术学院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大伎俩的文化产品。30多位来自加拿大、中国、纽西兰、瑞曲和美国的学者围绕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戏曲、戏剧、绘画、雕塑等文化产品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论文，成为对中国辩证谋研究的一次突破性的重要学术活动。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许多中国学者不无感慨的政治现实。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和历史学者也在运用新的方法探讨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大家都看到了抢救这些历史材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随着艺术市场的扩大，对文革时期艺术品及其图像的考鉴研究也日益深入细致，逐渐勾出了中国现代美术史整体中这一被忘却了的部分的轮廓。但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这次展览只是中专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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