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秋猎图》卷，画面无题款，钤有清内府诸玺。“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手卷纵59厘米，长度达1240厘米，画面青绿设色，描绘了北方少数民族在高山密林间行军、围猎、休憩、露营的情形。

　　画卷以人物活动为主线，山水树石作为场景铺垫，既是人物活动展开的背景，又形成各段情节之间的自然间隔和过渡。十二米的长卷中场面宏大，情景众多，共画有七百余人，人物身份不一，有的衣饰华贵，气宇轩昂，被众人簇拥，俨然王族之相。多数是兵将勇士之属，其中甚至还有女兵的身影。

　　此卷布局繁密有序，山峦错落，画面是静止和片段性的，而人物活动则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延续性，如何将二者结合就很考验画家的创作能力了。表现带有情节性和故事性的山水人物，中国传统绘画的惯用手段就是利用长卷的形式，画卷的展开赋予画面一种流动性，画中人物的活动随观赏者的目光而移动，时间的维度就在不知不觉中展开了。

　　根据情节可以将全画分为三段结构，起首第一段描绘行营大帐的情景，众人在做出猎的准备；第二段画面以少年猎鹿为中心，人物突出而醒目；第三段画面表现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情节丰富，气氛热烈。三部分画面段落分明而衔接自然。

　　在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之前，《元人秋猎图》未见有着录，画面上亦没有早于乾隆时期的收藏印鉴，此图的定名始于《石渠宝笈续编》，然而是否为“石渠定鉴”所鉴的元代画家手笔，有待商榷。以之题材和尺幅的鸿篇巨制，从传世之作的鉴审经验判断非民间之物，乃官制或宫廷奉旨之作。画中人物的衣饰发型明显是北方少数民族部众，行围射猎的场面描绘的真实形象，显示画家具有相关的认知经验和实际体验，对围猎生活非常熟悉。可以从画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围猎细节，及充满全幅的异族生活气息与场面。国内学者大多倾向性地认为创作时间大约为明末至清初。

　　画中展现的古兵器就有20多种，例如长枪、腰刀、弓箭、钩镰枪、钢叉、狼筅、蛇矛枪、剑、戟、金瓜锤、斧、铲、铳、鸟铳等。对比《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中元代蒙古军中的兵器，此图中元代兵器样式并不多。其中有长柄双眼铳18只，此种兵器大约出现在明正统年间。而鸟铳出现的时间更晚，鸟铳就是火枪，中国第一批鸟铳源于明嘉靖二十七年明军缴获了倭寇的两杆鸟铳，发现此器比手铳先进多了，打得远能瞄准，于是上报朝廷，嘉靖37年（1558年）下令仿造。

　　画中还描绘有吸烟的情景，烟草并非中国原生产物，而是原生于美洲，是随着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才进入欧亚地区的，烟草来到中国则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经日本、朝鲜半岛进入满洲，然后有大规模的种植、贸易等活动。因此画面中的吸烟场景也不应该是元人所为。

　　尽管《元人秋猎图》在定名和创作时间上尚存一些不解之处，但是此图在清内府的收藏以及之后的流传轨迹还是非常清晰的。《石渠宝笈》是著录清宫内府收藏书画近万件，《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在《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藏列朝名人书画》中著录：

　　“元人秋猎图 一卷[本幅]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三丈八尺五寸，设色画秋原行猎，人骑诸景，无名款。[鉴藏宝玺]八玺全”。

　　由此得知《元人秋猎图》卷在清乾隆年间是收藏在清宫御书房的，画面上也钤盖了殿座章“御书房鉴藏宝”。之后有关此图的记录在清宫陈设档中又有出现：

　　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御书房交来上等手卷档》：元人秋猎图一卷

　　光绪二年（1876）《延春阁石渠宝笈上等次等手卷》：元人秋猎图手卷一卷

　　宣统十二年（1920）四月《永字手卷账》：二号元人秋猎图一卷

　　陈设档的记录表明此图在宫中的收藏地点有过几次迁移，从御书房到延春阁都是清内府集中收藏书画珍品的地方。而宣统时期的“永字号账”分手卷、挂轴、册页等，所录皆是书画精品，但并不与收藏地点相关。

　　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溥仪在离开紫禁城之前曾盗运大量书画珍玩出宫，“永字号账”极有可能是溥仪在为盗运书画而作的准备。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详细描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书画拣选之后，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陆续挟带出宫。之后点收清宫遗存时发现了“赏溥杰单”，记录以日期为序，从宣统十四年（1922）七月至十二月间，几乎日日不断，大量古籍图书和书画珍品就此被偷运出紫禁城。《元人秋猎图》卷就记录在“赏溥杰书画目”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公历应该是1923年1月11日。同日一起被带出宫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等共32件，皆为手卷。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带着之前偷运出来的珍宝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东北伪皇宫，《元人秋猎图》卷也在其中。之后伪满洲国覆灭，伪皇宫的珍宝流散民间。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记载《元人秋猎图》一度收藏在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郑洞国的夫人手中，后转归香港收藏家陈仁涛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