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变革与战乱频仍，旧秩序日趋瓦解，“公室衰微”，“政在家门”，不仅周天子权力旁落，形同虚设，不少诸侯国的政权也为卿大夫把持。出于政治上与军事上“合纵连横”、党同伐异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卿大夫与宗党之间歃血为盟、约信明誓的“盟誓”活动风行一时。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春秋晚期盟誓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揭示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宗党间盟誓活动的鲜活细节。

　　据考证，侯马盟誓遗址的主盟人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而温县的主盟人则是同为晋国六卿之一的韩氏。两处盟誓遗址发现的数百个长方形或椭圆形盟誓坑(“坎”)内，都出土了用于祭祀的玉器与牛、羊、马等动物，以及朱书或墨书的玉石约信文书——“盟书”。

　　侯马盟誓遗址出土玉器200余件，种类有圭、璋、璧、联璜璧、环、珑、琥、玦、刀、戈、钺、矢形器和一些长方形、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的玉片等。这些玉器依据在盟誓坑内的出土位置，以及器表是否书有文字，可以分为盟书用玉与祭祀用玉两大类。

　　盟书用玉主要是圭、璋、璧等玉器。其中，制作规整的长条尖首型玉圭，是春秋盟誓遗址中出土最多的一类玉器，是“盟书”的主要载体，体现出西周命圭制度对于春秋盟誓仪式的深刻影响。这些长度不一，宽度大多在1.3厘米以上的玉圭上，大多用朱砂书写着密密麻麻的盟誓誓词，誓词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别背叛誓言，否则要你好看。

　　另一类祭祀用玉，大多出土于盟誓坑北壁下特意掏挖的小壁龛内，一般龛内放置一件璧或璋，多的放有三至八件玉器。这些祭祀用玉中，不少是前朝的遗留物，如商代的琥形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璧、联璜璧、钺、刀、璋等，甚至还有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有意思的是，这些祭祀玉器多数被有意地分割切薄，像玉璧，很多厚度只有0.2厘米，最薄的仅0.05厘米；璋、钺、戈、环等玉器的厚度，同样大多只有0.5~0.1厘米。这些事先被特意切薄的玉器和牛羊等动物，都是盟誓仪式上奉献给神或祖先的祭品。

　　此种将玉璧等玉器用作祭品的理念，显然源自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玉事神的用玉传统。只是，春秋时期，玉圭与玉璧脱颖而出，逐渐成为祭祀天地和祖先活动中最为常见的玉礼器组合，而且还开创了重质不重文的祭祀用玉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