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编在本集的，是近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三桥附近出土的30件砖铭拓本，它们出土具体方位不详，因非考古挖掘，伴出遗物与出土层位已无从考证。砖体完整者为长27至28厘米，宽13至14厘米，厚7厘米左右。砖体五面自然平整，另一面有波浪状痕迹，是制砖时泥坯置于方槽内，从上面以线绳拉平所致。砖铭以玺印抑压而成，全部抑压在有波浪痕的一面，抑压的位置随意、自由，抑压用的玺印也大小不等，文字排列有一行或两行之别，使用的字体以介乎隶楷之间的风格为多，以篆书而为者绝少。
这类砖铭一般被断代在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断代的依据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这类砖铭常见“石安”二字。“石安”的地理位置在今咸阳一带，咸阳县在长安县西北，秦置。故城在今治东20里，秦孝公之后，俱都于此。汉兴，改为新城县，又改为渭城县。清代学者洪亮吉著《十六国疆志》：后赵石勒于咸阳故城置石安县，当为此地。治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聂家沟。除以“石安”冠以地名的还有“长安”之属。长安从汉高祖就在此置都，并置县曰长安县。惠帝时筑城，亦名斗城。其后东汉、魏、晋、前赵、前秦、后秦均在此设都，故城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
二，这类砖铭的书法大多具备隶书和楷书之间的书写特点，符合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字演变的历史背景。这个理由似乎有点勉强，因为在三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在诸多的砖铭上均已见到了具有楷书书写风格的字体。当然，在没有找到在后赵石勒(公元319年)前已设“石安”县的证据，或出土地层和伴出遗物的断代足以确切说明其更早的年代，目前的断代理由，即指认它们为后赵文物是合理的。 这类砖铭因系以玺印抑压而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玺印发展史中某一历史时期民间玺印的使用状况，于是成为古玺印历史中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类砖铭使用楷书参以隶意入印，其书法风格是在别种载体的书法传承中所显见的，因此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书法史，而且为古代玺印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尤其要指出的是，目前认为中国古代玺印中最早以楷体入印的例子，是出土的北朝末期陕西省旬阳县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那么，这批玺印抑压而成的砖铭将中国古代玺印中楷体印的出现提早了二百余年；况且“独孤信”多面体印，系煤精刻制，煤精质软，不堪实用，可能为随葬品，玺印抑压而成的砖铭则反映了一种实用玺印的遗痕，更加值得珍视。
砖铭使用的玺印可能为陶质或木质。陶工的社会地位低下，以铜质或其他质地的材料刻制玺印成本较高，而陶土和小木块则是陶工们取之不尽随手可获的自然材料。玺印的刻制强调实用性，大都不采用对称、方整的篆书，也很少采用严格的隶书，而使用流行于当时的以楷书为主导的社会书体。源于雕刻的便捷，即挖下就成所致，玺印均为白文，表现在砖铭上，全部为朱文，未见一例白文印记。有些印文正反相参，如“石安尹柱”，足证雕镌者的随意。因为没有发现抑压砖铭的玺印本身实体，我们尚不能确定玺印的刻制工具和方法，但从可见的多枚战国齐地出土的陶质白文玺推测，如系陶质玺印，雕刻工具可能为竹刀。玺印的雕刻者或许就是陶工本身，或具备一定文字能力的窑场组织者，玺印的刻制虽以实用为依皈，但由于刻制者掌握文字书写能力不同，刻制时悠闲、仓促有别，这类玺印的美学意义自然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收编在本编中便有至为精美的作品，如本编的“赵侯”篆书印便是自然舒展，有玉印的结体风貌。“石安王兴”、“石安闵昂”笔意挺拔，自然流美。“石安□异”字呈扁态，气宽势博。 欣赏砖铭玺印应与原创者出于同一角度，从观摩实物着眼。拓片很难反映原始物体的风采。纸张的产生远在玺印的出现之后，今天用古玺印蘸印色钤于素楮之上，产生出的效果是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观摩玺印文字的方法是将玺印抑于软质的泥上。今天所见大量的封泥文、瓦当文和玺印抑压的砖文遗存是古人欣赏印文的唯一方法。用古玺印钤于素楮和钤于泥土是截然异趣的，以古图象印抑于素楮和抑于泥土的不同效果，常使我们瞠目；封泥实物和封泥拓本的判若两物常令我们结舌。
有学者为古玺印的定义确立了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
一、形状：小型，印面平整，刻文字或图纹，有钮或柄以便系带和把握；
二、物理功能：可反复抑印文字或图纹；
三、社会属性：社会交往的信物或凭证。就中国古玺印研究的范围而言，这种观点未免显得狭隘了，这会使诸多现象和问题得不到解决。体形的大小与玺印属性无太大关系。庋藏日本有邻馆的“日庚都萃车马”如果还不能算作大型玺印，那么存于山东掖县文化馆的“右盐主官”有二十多公分大，是绝对不能算小型的，宋元明清时期的仓拍印、制砖印往往还要大。
早在商周时期已经有类于玺印的器物出现，著录于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中“亚”字形等三玺已基本确认是殷商时期的遗物，虽至今还没有找出它们具有社会交往凭信作用的证据，但不能因此而怀疑它们玺印的属性。出土于河北易县和山东临淄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拍已具备了玺印的基本形状和使用方法，它们应当即是早期玺印的雏形，大量的陶器残片上钤有战国或更早时间的玺印和近期出土于河南驻马店的战国封泥，还有待把这些陶片和封泥，与中国古玺印的早期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再者，存世大量的战国至汉的私人玺印数量远远超过使用痕迹的遗存，可能它们并不具备社会凭信作用，只是一种佩印风气使然，战国时期苏秦佩“六国相印”，恐怕也是手执以表明身份。存世相当数量的同范同铭吉语印、图象印，也可以帮助这个观点的成立。无论在青铜器和陶器的生产制作过程中所派生出的带有复制、抑压性质的工具都与玺印文化的产生、发展互为影响，脱离开早期复制抑压工具的研讨，便难于说明玺印的起源。只有扩大玺印研究的范围，广征博引，才有可能澄清印学史诸多朦胧的问题。
中国古玺印的历程有三千年以上，而对之展开研究的历史只有两三百年，我们未知的事物和需要深人探讨的问题还有待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的考证。研究和考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资料的汇总。因此，把具有玺印文化现象的文物无论以任何形式编辑公布都是很有益于印学史研究的。鸡肋庐此次椎拓这30件砖铭，相信会有这方面的寓意。 编辑后记：类似鸡肋庐所藏的十六国砖铭，以前也曾有出土，为各地博物馆及私人所藏。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集?陶文、砖文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即有收录三件，其中“长安王升”一款与鸡肋庐所藏，应当是用同一印章印出，另两件“石安韩丑”、“石安王昏”也与鸡肋庐所藏风格、样式完全相同。估计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辗转获得这些砖铭，故未能注明具体出土地点，现在可以肯定，这批砖铭均是在西安市北郊三桥附近出土的。另外，由于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因此有些砖铭的时代不能完全肯定为十六国时期，如“赵侯”一款就风格而言，更接近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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