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与王羲之二帖 张志欣
前几年，民国著名书法家、收藏鉴赏家张伯英先生的后人赠我一部台湾1978年复印出版的《右军书范》，线装，于右任先生书签，内收张伯英先生旧藏东晋王羲之的《此事帖》《十七帖》和包世臣的《十七帖疏证稿》。再翻此书时不由想起了伯英先生赏鉴、购藏、影印出版王帖的故事。 张伯英博学好古，尤其于书法、金石、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在当时即以鉴赏和收藏名贯京师。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伯英先生当年购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暨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大家知道，书圣王羲之的书法， 自唐之后，片纸只字无存，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此帖则为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十七帖》更是宝中之宝。王羲之的代表作，历来推《集字圣教序》《兰亭序》和《十七帖》，世无异论。《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且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伯思都把《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朱熹也说：“《十七帖》玩其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者。”明方孝孺更是盛赞：“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园劲于浮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道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张伯英慧眼识宝，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此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跋语上方大书一个“”字，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启功先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亦深有见地，特录之：“荡天门，跳龙卧虎，赫矣有唐，冠其书府，举世宗传，兰亭定武，我疑晚出，依托非古，百三十行，以贻周抚，山阴几，千龄犹睹，传摹逾千，莫此本伍，升元淳化，尔所孳乳，翰墨之皇，法帖之祖。”赞后又跋之：“《十七帖》经褚河南审定右军第一奇迹，而佳刻独少，《郁冈》《来禽》所摹勒皆魏道辅本，其文不全，书亦佻薄，包慎伯入多尖锋出多挫锋，转折僵削之评当矣。但真馆本不尔，惜慎翁不曾见。近世所传，以 姜苇间本最古，犹在此下，是吴文定故物，张子明跋语致佳，亦胜姜本诸题。儿子伯英得之，晴窗展阅，老眼为明，病不能书者七年矣，为之赞，命伯英录附卷后，戊午三月六日铜山张仁广识。”因为大家对张仁广先生知之不多，故将全文录出，以彰先生之名。
张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后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手稿，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乎稿结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后因世事变迁，战火连绵，这书存世就不多了。1949年，伯英先生孙张如禾回北京结婚，将一册赠与同事贺湘俊，后来张如禾和贺湘俊都去了台湾，此时贺手中的《右军书范》已成孤本。贺湘俊在得知张如禾已失存其书时，便将此本又原璧奉还，张如禾于1978年复印出版，并请国民党元老大书家于右任先生题签，至此伯英先生之愿又得偿矣。 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启功先生在《张伯英书法集》的序言中就说：“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张伯英家学渊源，18岁就考中举人，自1914年起任北京政府陆军部秘书、将军府秘书、国务院秘书厅帮办，1924年任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但张伯英个性耿介，书生意气，到处所见军阀割据，政客虞诈，民不聊生，到1926年又遇“三一八”惨案发生，于是愤而辞职，专事书法、著述，主纂《黑龙江通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敌伪要人王克敏乃屡邀先生就任伪职，先生皆坚拒之，矢志名节，穷且益坚，闭门谢客，读书墨耕，可见高风亮节。 张伯英收藏法书名拓的真鉴，还在于他对书法的理解和实践。先生早岁正书学颜鲁公，草书习王铎，18岁得包安吴《艺舟双楫》，而改习北碑，终身不辍。先生虽以北碑为主，并没有扬碑抑帖的偏颇。他的传世作品以行楷为主，根植汉魏，化以苏黄，气脉贯通，方圆并用，不落窠臼，他的楷书功力尤深，北魏唐楷冶为一炉，最为时人所重。关于他的书法，启功先生尤有中的之评：“点画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警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矣。”启功先生还向我们讲述过勺甫先生书法的故事：当年张伯英每日用元书纸，临写龙门造像之精品，书写若干则札为一束，然后放置床下，友人建议去卖，他坚持不可。后来北邙魏志出土很多，精美又过于龙门，张伯英又终日摹写，因为他书碑之名远播，就有不少人求写墓志，因此，市场上也就有了先生所书墓志的拓本。年轻的启功先生于厂肆见到，开始刚见一角，还以为是新出的墓志，到展开看到款字，才知道是先生所书，启功先生赞叹：“可见北朝书家的八法之妙，已融于先生指间矣。”正是由于先生对书艺的精熟和学识的广博，其沙里淘金，厂肆得宝，才成为必然中之偶然，而成如此一段胜缘，成就如此一大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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