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坛是一个由书法家个体所组成的书法家群体，也是一个自治性的社会组织。然而，自从中国书协成立以后，这个本该属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却变成了一种半民间、半官方，半自治、半官治的组织了。书坛也成了一个权力与利益结集的场地了。书法活动的文人雅集性质转而变成了权力与利益争夺性质了。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地方书协的相继组建及所谓的“地域书风”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书协主导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书协主导下的“诸侯割据”现象，这种“集权”与“割据”现象的同时存在，严重制约了当代书法的良性发展。

“集权”与“割据”本来是一对矛盾。理论上说，集权只会导致专制，而不会导致地方割据。“集权”状态下一般不会出现中央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不听中央的局面，也不应该出现地方诸侯割据的局面，而只有当中央权力出现分化、权力不集中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这一般都是在政权后期才出现的状况。但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中央权力越是过于集中，往往越是容易导致地方诸侯的割据与纷争。甚至可能出现“政不出朝”的局面。因为中央权力越是集中，那么身处地方的诸侯越是想从中央权力中分得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资源，因此，只有通过诸侯间的互相纷争来进行势力划分。当然，封建专制社会中的“集权”与“割据”，主要是针对政治层面而言的，是权力与领土之争而非利益之争。而当今书坛的“集权”与“割据”现象似乎并不主要表现为争夺权力，而主要表现为利益之争，即使是有权力之争，那么权力也是为利益服务的。

书坛的“中央集权”现象主要表现为中国书协的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现象。在威权体制下，一般以政府和国家的名义，都能在其周围形成巨大的资源聚合效应。同样，中国书协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由于其在书法领域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权威性和号召性，就使得许多书法的资源自然地被聚集到了书协里面。尤其是全国性的展览活动、比赛活动、雅集活动和学术活动等，很显然，由书协出面比由其他民间性机构出面要来得方便得多。当然实际效果如何，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至少书协组织的活动的能量聚集效应是相当庞大的。可不要小看书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艺团体组织，它虽然不具有多大的权力，但是，在当今市场化的社会，却是一个足以供某些人搞钱的机构。如果要说搞钱的话，恐怕没有一个其他文艺团体组织如作协、剧协、舞协、音协等能像书协这样大把大把地搞到钱。因为只有书法创作才是来得最快的，作协如果搞一个笔会活动，起码作家所写的文章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卖钱的；而戏剧演出也远非书法来得便利和快捷。当今社会，喜爱戏剧的群体恐怕远比喜爱书法的群体要小得多，所以，剧协如果要搞一个剧目演出活动，恐怕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及书协。其他协会亦然。现在书协一些人捞钱的一大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展览和比赛，出售“冠名权”。“冠名权”其实就是给赞助商的。因为一个活动要成功举办，没有赞助商恐怕是不行的。当然，在当今中国文化艺术无财政拨款的时代，没有赞助商又是万万不行的。所以，给赞助商“冠名权”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一点并不值得诟病。问题的关键是，赞助商所提供的赞助经费是否全部都用于展赛活动当中去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事实是，在相当多的展赛活动中，赞助商所提供的赞助经费大都进入了某些人的私人腰包里去了，而只有一小部分才用到了展赛活动中去。以本届“兰亭奖”为例，据透露，本届“兰亭奖”所投入的资金是1000万。1000万当然还不包括投稿者的评审费、证书制作费等等，如果再加上这些，那么当然超过了1000万。如果扣除整个活动中的车马费、评审费、会务费、展览场地费、作者奖金及后期制作费之外，也还结余一大部分。那么，这剩下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答案不言而喻。为什么展赛活动最能赚钱？因为展赛活动有一个“繁荣文化艺术创作”这样一个公共性的目的作为幌子，而这个幌子往往又最能吸引人，尤其是让书协出面来搞，就显得堂而皇之、正大光明了。所以，很多人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全国展赛不断，表面上看是书法艺术一派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则是强奸社会大众的耳朵和眼睛，欺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虔诚之心。然而这些活动又往往具有合法性，更别说这些活动中的不公正、不透明评审了。

中国的一大传统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名头。没有名头，钱再多，也不光鲜；而中国的另一大传统是，任何事情都要有钱，没有钱，名头再响，那也只是空名头。所以，只有同时具备了名头和钞票，才能做好事情。正是这样，书协的“中央权威”才能够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书协也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否则，书协就是一个清水衙门。也正因如此，凡是关于书法活动的事情，也只有书协出面才能风风光光，否则，要么就是名头不响，影响力不大，要么就是经费不到位。这种现象就是一种集权和垄断现象。当然，这种集权和垄断现象并不是书协一个部门的制度弊病所造成的，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存在着的一种制度和文化痼疾。垄断和集权并不是一个个案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症结，这种文化症结已经深入骨髓，难以扭转。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一个文艺活动如果少了一个领导或头头的话，那么在心里头就觉得这个活动没有影响力了，做事也少了底气。有没有权威专家无所谓，而有没有领导或行业巨头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思维痼疾已经蔓延到了各行各业。我经常听某某高校的一些书法组织者讲，某某活动中央的什么人又参加了，文联的什么人又参加了，书协的某某人又参加了，但就是没有听说某个权威专家或学者参加了，即使是参加了他也认为不值得一提。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官本情结。这种官本情结在这样的学术殿堂却堂而皇之地存在，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与“中央集权”相对应的，则是地方书坛的“诸侯割据”现象。应该说，“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现象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因为，在现有的文艺团体机构组织模式下，凡是省级书协主席几乎都是中国书协副主席。在中央，他们是“常委”，具有除了主席、书记之外的最大的发言权，而在同级的群体中，他们又互相各自为政，各自勾心斗角，平级的职位肯定存在互相争权的局面；而在地方，他们又是主席，是一方之主，万人之上，唯我独尊。或许，他们在“中央”，受到其他平级人员的排挤和歧视，但是在地方却是老大。如果人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人人都可能会成为地方书坛之“霸主”。当然，我对“霸主”并无恶意。如果说这个“霸主”是凭着自己真正的艺术水准和学术水准而成为地方霸主，那么，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这个“霸主”地位是凭借权势与地位或非艺术、非学术的途径来获得的话，那么，就不具有“艺术合法性”，就不应该值得肯定。当今书坛，“地方”与“中央”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内部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互相排挤，并且以所谓的文人雅集为名，培植党羽和亲信，排斥异己，一“党”独大。直接能够让人感觉到的就是，书坛人的圈子意识特别浓。而且这个圈子是小圈子，就是那么几个人，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谁的账也不买。如果一提说自己内部的人，不论什么，一味吹捧；而一提到别人，不管什么，一味贬低。而且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在全国所有的地方省份，几乎都存在着这样的状况。这种局面是搞不好书法艺术的。以上所说的是地方诸侯内部的纷争。而外部纷争则更为剧烈，具体表现就是互相看不起，互相争夺展览主办权。文人的一大优点就是爱雅集，爱扎堆，但是这种优点也往往容易演变为缺点，那就是，雅集和扎堆往往容易演变成一种狭隘的圈子意识。而且这种圈子之争一旦白热化，就表现为直接的权力与利益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书坛所存在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体制弊端所造成的。但是，仅仅把原因归结于体制弊端，恐怕是不够的。事实上，现实往往比体制更为糟糕。一个好的体制当然能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也能塑造一个好的艺术群体，但是，一个好的体制也未必能塑造一个好的艺术群体。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只能尽可能地营造好的体制，以制度入手进行改革。但是，除了制度之外，有些东西本来还是人的问题。所有的争权夺利、所有的勾心斗角，恐怕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体制所能起到的只是“他律”作用，而更为关键的，则是“自律”。只有“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才可能扭转书坛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