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董华亭其昌先生是书画大家，学问、鉴赏亦是国内一流水平，当时在万历朝担任翰林院编修制诰讲读官，朝野间名气大得很。放到今天，完全称得上国学大师。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董先生个人出资辑刻了一部历代书法丛刊，一共16卷，名曰《戏鸿堂法帖》。初刻为木版，纸墨拓工皆精良也。刚一投放市场，惹得四方争购，供不应求，“以高价求之而不得”清代碑帖学家张伯英评价说：“香光既负盛名，此帖风行一时，《停云》《郁冈》悉为其掩。”王梦楼亦云：“古今法帖以粗漫传神者，惟《法帖》及木板《戏鸿》。”
　　后来，董氏入楚时，不料所带木版为乡人焚毁。董玄宰只好重新以初拓重刻于石，谓之石刻本。由于急于求成，摹勒失真，拓亦草率，可以说是粗制滥造。董先生原以为既然市场供不应求，石刻本肯定会像木刻本一样热销。谁知进入市场后，石刻本价格顿减，几近滞销。难怪清代书家王澍在《阁帖考证》中批评道：“《戏鸿堂法帖》，董思白以平生所见真迹勒成十卷，惜刻手粗恶，字字失真，为古今刻帖中第一恶札。”
　　若论名头，论职位，董其昌不谓不大。然而，市场不认名头，不认你这个“翰林院编修制诰讲读官”董大腕。何也?余以为，明代是以毛笔为书写工具，从孩提开蒙到童生、进士，无不以毛笔书写文章，其中懂得书法三昧的人呈普遍状态，社会上秉承唐宋以来形成的价值标准，容不得董大腕以次充好。因此说，好的书帖在朝野确有广阔的市场。识货的人多了，认的不是名头或官职，认的是真、优、美的艺术。相反，赖货、假冒伪劣的东西就没有市场。故曰，市场不认董其昌再也正常不过了。
　　联想到当今的艺术市场，就使人感慨不已。一些画家丢却美术以美为美的原则，却别出心裁地以丑为美，胡涂乱抹，画的人物是人如鬼，血口大嘴;有的“书家”追求阿赌物，左扭右颤，皆标榜为“创新”或者“前卫”。故为名气舍得花钱肆意炒作;有的急先恐后，打破头地去争什么协会主席、副主席。这些书画家心里很清楚，名头就是银子，职务就是金钱。一旦“出名”或者“当官”，就取得忽悠市场的资本，任凭书画价格飙升，自己闷着头在家称银子，偷着乐呐。
　　当今市场为何能形成这种状态?我以为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缺失。既然缺失了传统文化，就无价值判断标准。而今的小学生到大学生，多用的是碳素签字笔，或者圆珠笔，书写自然方便，这就形成师生皆对书法艺术的不甚了解。偌大的艺术市场，消费者又有几人懂得书法艺术，大多是人云亦云，任凭一些所谓的书画家在忽悠。再丑的书画作品，经过炒作，或者名头、职务的包装，身价依然坚挺，形成了市场只认“名家”、“职位”的怪现象。
　　诚然，衡量书画作品首先在名。这个“名”必须是名至实归，如长安画派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诸辈，如寇遐、茹欲立、党晴梵等先贤，绝不是虚火炒作的名。退一步讲，即是真正的名家，亦有神、逸、妙、能之分。然而，在缺乏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之后，一切都混淆了。混水好摸鱼，假如董其昌再世，凭他的名头和职位，石刻本《戏鸿》肯定会像木刻一样走俏。（《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