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来香港，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届校长。他驻留香港前后将近三十年，翻译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和《道德经》等其他经典。1876年，理雅各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1897年，理雅各卒于牛津。他去世时，已是欧洲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也是中国学者王韬眼中的一代“西儒”。理雅各花了几近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将被称为“中国圣经”的中国古籍翻译成英文。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当时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



　　2009年7月至9月，中国艺术家邓大非和何海受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纪念活动执行者Deveron艺术机构之邀，远赴理雅各的故乡苏格兰亨得利镇实施了“记忆迷宫”艺术驻地计划。他们在3个月的时间中，结合当地资源，实现了3个带有鲜明的文化交互性的艺术项目。他们发动了一次由小镇居民参与的艺术寻宝游戏;在毗邻亨得利小镇广场的理雅各故居举办了一个以纸上素描为主要媒介的别开生面的艺术个展;最后，策划了一次由数百当地公众参与的声势浩大的艺术巡游。2009年9月30日。当邓大非和何海完成所有计划，离开亨得利镇时，他们已经是小镇居民眼中不平凡的中国艺术家。同时，在批评家的有关评论中，他们也视为在欧洲见多识广、拥有诸多跨国工作经验、兼具全球化艺术潜质的新世代中国当代艺术家，



　　理雅各来中国，邓大非和何海去英国，完成了相隔一百多年的一场文化互访。



　　理雅各当年来中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他研究中国经典，也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中国的思维、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政府体制，主要目的还是传播上帝的福音。



　　历史上，中国和英国处于两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圈，其文化影响力一直随着政治霸权的变迁而此消彼长。欧洲的现代性进程和全球殖民主义，充斥的是欧洲对所有他者世界的扩张以及文化同化。欧洲中心主义面对文化冲突，常常先入为主，体验和理解滞后。要么贬低亚洲及中国为弱势文化，要么就嚷嚷黄祸。理雅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中来到中国。他属于那个时代中带着平等心态对待中国文化的极少数英国人。他们的行动对于欧洲和中国都意义重大。理雅各的正经事是传教，是典型的文化输出。当年，理雅各与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一道，随中国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翻译各种西文书籍。对于西学传入中国形成一种类似外力推动的作用。大量被翻译中文的欧洲典籍、制度文本，使得许多中国人眼界大开，放眼看西方。



　　但理雅各的业余时间多用来翻译中国经典。这是他所作的文化输入工作。最后，业务的工作成了他的职业和专攻。他几乎是最早把中国经典思想和价值观介绍到英语世界的人。



　　100多年前，中国人魏源以内容庞杂的《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开辟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当时出洋的中国人所写的游记、见闻录，也让中国人领略了进行时态的欧洲。早在1840年代，商人林针就在《西海纪游草》里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然而，早期贡献卓著的人之一，却是理雅各的好友、学者王韬，他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中国文人面对欧洲的强势文化，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应对性、学习型的文化交流。王韬被称为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也说明他对西方学习顺应了历史上的时势。



　　1867年，辜鸿铭首次到苏格兰，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欧洲求学之旅。在理雅各之后，精通8、9门西语、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他1909年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1915年出版《中国人的精神》，主动向欧洲人倡扬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这些著作在德国、英国、法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赢得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王韬与辜鸿铭，构成了中国人与欧洲人交流的两种不同方式。



　　作为王韬和辜鸿铭的后人，100多年后，中国艺术家邓大非和何海为了自己的艺术乌托邦理念，也不远千里，来到英国苏格兰作一次驻地考察与创作式的艺术沟通。邓大非和何海所面对的，已不是中西之间、古今之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差异性界面，而是不期而至的全球化语境。



　　2008年，邓大非和何海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乌托邦小组”。由此，他们开始共同执行一系列艺术计划。其中，他们在美术馆、画廊以外的许多替代空间、私人家庭生活空间成功实施的“家庭美术馆”计划，取得不小的影响。2008年9月，“乌托邦小组”尝试将“家庭美术馆”异地实施，通过语境、场地的切换来检验自制“家庭美术馆”的合理性。他们首次移植地是意大利托尔梅佐市(Tolmezzo)的公共美术馆(Palazzo Frisacco)。他们将作品现场的不断置换，显示了一种打破美术馆的观念围墙与物理外壳的努力。他们试图藉此让艺术走出美术馆常态，跨越界限，进入更为具体的社会细胞，并介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家庭美术馆”计划的不断再现中，他们再次跨越现代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界限，进入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交流语境。他们在英国的“记忆迷宫”艺术驻地计划，仍然带有“家庭美术馆”的艺术乌托邦印记，但具体应对的则是理雅各家乡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



　　在理雅各的故居里，“乌托邦小组”的16幅素描作品紧扣理雅各一生的历史文脉，其中，既有火车头、教堂的魔幻结合体，也有理雅各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王韬、洪秀全等等肖像，更有许多中国无名平民档案照式样的头像。针对历史图像，艺术家写实手法所实现的逼真追仿，与超现实的具像表现，有机地并置、甚至整合在一起。这些素描几乎覆盖了理雅各故居的所有墙壁，构成了对故居建筑的一次奇特的文化再现。欧洲工业革命和现代性展开之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迈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纷繁复杂的时代。误读，理解。再误读，再理解。循环往复呈现在中英文化的交互影响之间。理雅各100多年前经验过的、但难以解决的一些文化问题，以视觉艺术的方式，雪泥鸿爪地浮现在100多年后今天中国艺术家邓大非和何海的展览现场。这个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的展览，其实是“乌托邦小组”有意搭建的一个横跨集体记忆和失忆、个体虚构和历史的视觉迷宫。于是，在艺术家的打造下，理雅各的故居变身为“乌托邦小组”的又一个异地“家庭美术馆”。



　　2009年9月26日，“乌托邦小组”精心策划、组织的一次艺术巡游，更像是为理雅各举办的一次迟到了111年的中国式出殡仪式。邓大非、何海的现场指导下，数百英国当地居民和一些文化艺术人士身披白纸、白衣，在一只被年轻人高高抬起的硕大纸船的引导下，绕亨得利小镇中心一周后，行进到小镇边的一条小河，以焚烧纸船作终结。这次巡游也许是2009年中国艺术家在欧美国家实施的公众参与人数最多的行为艺术活动之一。然而，有着久远历史的文化误读仍在这次艺术巡游中绵延。巡游中，身份不同的人各自表述、各有所获。显然，亨得利镇的学生们把巡游当作了一次嘉年华，当地的基督教徒们则将其当作一次宗教节日游行。其实，这就是“乌托邦小组”事先计划的结果。“记忆迷宫”的主题其实也指向一个不断失忆、再不断重组记忆的文化过程。



　　邓大非和何海的“乌托邦小组”并不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探索也很现实。其实，他们习惯以艺术的形式，关注历史上理想主义者的思想精华，关注人类的理想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已实现、或可以实现的元素及其问题。他们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求并延续乌托邦精神对社会演进的推助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理雅各形成穿越时空的呼应和沟通。“乌托邦小组”并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把唐人街式的中国符号兜售给西方人，也没有把以往的创作惯性直接生硬地移植到在英国的创作中。相反，他们充分发挥了驻地创作的优势，深入地研究了理雅各的资料以及英国当地的社会情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确实有效地把当地居民卷入进来，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介入社会的艺术。例如他们利用报纸媒体，煽动居民寻找宝藏，举办各种各样的工作坊，最终在游行中为各种行业的居民留下位置。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这样的实验都有一定的新意和社会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欧美针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加速升温。当下，常有英国艺术家远道来到中国参加交流活动，也常有中国艺术家赴英国参展、短期驻地。在跨国交流成为常态的情形下，艺术家意识到，那种把既有的作品直接搬来搬去的展出，只是一种割断上下文的、生硬的表达，交流结果也往往流于形式。于是，中英艺术家越来越愿意谈不同国情，而不奢谈全球接轨，越来越重视就地创作和现场发挥。邓大非和何海“乌托邦小组”在苏格兰亨得利小镇的计划就是一个例证。



　　当下国际交流语境中，全球一体化浪潮对于现存的众多拥有历史渊源的文化传统而言，已然不可回避。无论世界的这儿，还是世界的那儿，那些传统的文化力量普遍产生了一种更具全球眼光的自我刷新和自我建构的诉求，积攒潜在的文化爆发力。因此，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提示各自不同的现实针对性，积极主动地应对乃至把握全球交流语境，是摆脱文化传承的焦虑和妄想、实现并强化有效话语权的一种策略。这会让更多人去独立自主地认知、反思国际上不同文化原创力量提出的迈向理想社会的解决方案。那么，人的个性，人的民族性，哪个是“乌托邦小组”探求的“家庭美术馆”的文化根性?这显然已成为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全球化语境下，人在何处心安然?却是四海为家的“家庭美术馆”试图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在Deveron艺术机构的策展人克劳迪娅(Claudia Zeiske)的全力支持下，“乌托邦小组”实施的文化转译计划在亨得利小镇居民的默契配合中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邓大非和何海假借走红欧美的当代艺术“中国热”东风，拂去了汉学泰斗理雅各因长期少人问津积攒的历史尘埃，将他的身影彰显在全球化语境的光晕之下。邓大非和何海没有去重新演示100多年前理雅各、王韬、辜鸿铭的故技，而是针对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根性悬置的全新困境。在越来越同质化的全球化文化处境中，一味地显摆自己的文化根性的艺术家显然已丧失了自身言说的合法性。当代艺术的出路并不在于从此岸到彼岸、或从他乡回故乡的情景转换游戏，而是在于艺术家真正的自主创新。其实，艺术家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文化环境，做出不同的艺术应对，这是一种经典的当代艺术方法。但是，一个艺术家必须面对国际交流语境中的自我言说问题。如果你不自主言说，你的言说就会流于泛泛，就会与他人言说的形式和方法相似、相仿。因此，艺术家重要的是通过作品言说自己，把他的话语纳入到国际交流语境，纳入到各种各样的上下文来强调他的语义有效性。如果这个艺术家坚持独创性和自主创新，他言说的思想、意义和价值就有可能变得重要，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历史。“乌托邦小组”从中国转战到英国的“家庭美术馆”计划，从来就不是现成品照搬，而是从作品的内容、形式、方法，到作品观念的全然翻新。借助理雅各的文化轨迹，“乌托邦小组”在中英文化交流语境上有效地打开了自主创新的一个界面、一个空间。于是，故乡，他乡，对他们“乌托邦小组”而言，都是“家庭美术馆”的选址。放眼全球，处处是家。



　　那么，他们的下一步将迈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