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莎士比亚争议最多、在西方演出最少的剧作《大将军蔲流兰》（朱生豪译本作《科利奥兰纳斯》）由林兆华执导上演，此番演出是第二轮。有敏锐者曾经指出，该剧有嘲骂人民群众、抨击民主政治的“政治不正确”嫌疑，听听悲剧英雄蔲流兰的台词：“这种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我不愿恭维他们，让他们认清楚自己的面目吧……”“身份、名位和智慧不能决定可否，却必须取决于无知大众的一句是非，这样的结果必致于忽略了实际的需要，让轻率的狂妄操纵着一切……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让他们不要去舔那将要毒害他们的蜜糖。”

　　实际上，这是一部对立双方毁灭于各自之可憎弱点（这种弱点既难以容忍又其来有自）的悲剧，如果用政治学眼光来看，亦可说是表现“自由与民主之矛盾”的悲剧：战功赫赫的大将军蔲流兰坚执贵族价值观，厌恶“民主程序”的卑屈（为了讨好选民，需要在竞选时到市场上去展览征战的伤疤以表效忠），认为让平民参与政治既反智又效率低下，结果他冒犯公众，亡命天涯，为了报复驱逐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叛国投敌，率军进攻罗马；“人民”一方呢，因生活窘困而要求公平，因公平诉求迫切而被言论上政治正确、实际上自私弄权的护民官所煽动，赶走了顽固的精英蔲流兰。但人民有能力让贵族低头，却无能力昂首卫国，在蔲流兰的强大攻势面前，终得借助于蔲流兰之母到儿子面前请求容恕，放过罗马。最后，蔲流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却被一直嫉妒他的敌首所杀。

　　此剧上演后，评价趋于两极，争论焦点皆集中于全剧主旨与当下现实之关系上——赞美者或认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部提前了五十年的民主政治预言，或基于“文革”时期“人民群众专政知识精英”的历史经验，指出这是对“群众崇拜”意识形态的有力反思；反感者则认为，在强势集团崛起、大众处于弱势的当下中国，上演这样一部嘲骂大众、讽刺民主、为寡头政治辩护的戏，在艺术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两极都对演出形式少有异议。导演抛出两大舞台手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震撼效果：一是起用百位民工登台扮演罗马平民；二是使用摇滚乐队作台词伴奏和幕间演唱。其实此二手段皆非首次使用。2006年导演《白鹿原》时，林兆华第一次起用数十位民工扮演陕北农民，并动用戏曲“老腔”塑造全剧粗朴浑然的色彩——原生态元素赋予舞台以磅礴的生命力，极大缝合了剧作的不足。《蔲流兰》中的民工则全部身着褐色麻衣，无表演，只需肩扛棍棒从舞台上下各方蜂拥出场，以自然身姿静立台上。在摇滚音乐伴奏下，这种数量造成的威压与不安之感是十分强烈的。但是，与剧中所需的“暴民”气质不同，群众演员自然散发出来的质朴驯良，使他们承受蔲流兰凌厉的台词时显得无辜。这大概是反感者的感性依据。

　　摇滚乐队第一次出现于林兆华的舞台上是在1994年上演的《浮士德》，彼时它只起到序曲和将经典“当下化”的作用，未构成全剧的有机成分。《蔲流兰》中的摇滚除了“活化”经典、赋予全剧以追问和不安的气质之外，其运用方式还借鉴了戏曲伴奏，从而装饰戏剧冲突，增强台词效果。若将摇滚更加内化到叙事之中，真不知此剧会产生何等爆炸性的力量。

　　为什么《大将军蔲流兰》在艺术上获得了普遍肯定，其思想意义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基于自身的现实历史经验而作出各自的判断？这恰恰是中国现实多面性的反应。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人经历了从“文革”的“群众神话”时代（其实质是“护民官神话”）到后新时期的“权钱神话”时代的巨大变迁，“蔲流兰”、“护民官”和“人民”们还未理解自身的境遇，地位与角色就被颠倒再颠倒——“群众崇拜”的意识形态中毁坏文明的逻辑还未充分遭到清算，新时代巨大的社会不公就使被剥夺者缅怀起它的庇护与温情；与此同时，“群众神话”时代迫害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彻底的祭奠与安放，因此那个时代的副产品——“群众崇拜”的意识形态便成为历史亲历者、同情者和精英价值论者反对的目标。这是一个旧账未销、又欠新账的时代，对《蔲流兰》的两极评价，正是历史与现实创伤在艺术评论中的双重反应。

　　但是，如果仅只纠缠《蔲流兰》的政治寓意，这部作品就不应上演——毕竟“民主”乃是今日普世价值，对现代观众而言，蔲流兰式的精英政治观已成陈迹，失去了价值观念上的挑衅性。在当下世界，此剧的生命力在其深刻的文化隐喻：自启蒙时代至今，“文化蔲流兰”与“文化护民官”之战从未止息，愈演愈烈——如果说政治平民主义带来了一个政治上相对公正的世界，那么文化平民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侵蚀却正在成为一种灾难。在平民政治取得胜利之后，怀抱“护民官情结”的人们转移了战场：他们将政治平等逻辑推进到文化、文学和艺术领域之中，认为一切文化艺术都是阶级、性别、种族、国家利益的产品，必须在颠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同时，先颠覆它的罪魁祸首——那极少数天才构筑的人类文明的塔尖。文化护民官们以正义和公平的名义，以社会苦难的名义，以文化必须服务全人类的名义，给伟大的“文化蔲流兰”们判罪，因为他们对改进社会状况无益，丧失了“人民性”。从这点来看，莎士比亚的《蔲流兰》正是对他自己数百年后的命运预言，也是对精英文化（这是一个多么“政治不正确的词”啊）在人类历史中的命运预言——丰富、伟大、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莎士比亚们，必须为他们的创作无法消除人类的苦难而悔恨，也必须为自己不能娱乐大众而羞耻。这就是文化护民官及其“平民”们的逻辑。现在，这种逻辑正泛滥在从西方到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而成为创造力的真正敌人。在如此背景下看这场《大将军蔲流兰》，我既无法认为它与我的现实无关，也无法感到它不合乎道德。在文明的前景普遍遭遇威胁的今日，我们必须重新界说道德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