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雕塑大厅，兀立中央的群像泥塑稿便映入眼帘。8位高大的人物呼之欲出，须仰望才得见。处于正中后方最高处的两位人物，全都戴着棉帽。其中一位身披大衣，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位身材略小，拿着地图。其正前方亦站立二人，分别身着八路军、新四军装束。两侧稍后略高处也各站立两人，从装束看，皆为国民党军将领。每个雕塑人物都有3米多高，他们或抱臂、或叉腰、或执地图、或持望远镜，个个威风凛凛，英姿勃勃，大有遥望山河不可侵犯之势。更有意味的是，整个作品远望是汉字“山”字的造型，细看则是8位将领伴着一块磐石立于土石之上。
站在雕塑前的孙教授已头发花白，望着眼前的“土泥之作”，他显出几分从容和自信。这也难怪，多年来，他创作或参与创作的诸多作品都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如上海宋庆龄陵园的《宋庆龄》汉白玉纪念像、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正厅的《毛泽东主席》汉白玉纪念像和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周恩来在梅园》铜像等等，都是传世之作。
面对前来采访的笔者，孙教授十分激动：“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耗费半年心血，终于基本完成了《抗日名将》，这让我有如释重负的欣慰之感！”他手指雕塑介绍：“你看，中间最高处立于石上的两位将领是杨靖宇和赵尚志，正前方是左权、彭雪枫，稍后略高一层左为佟麟阁、赵登禹，右为张自忠、戴安澜。这8位抗日名将，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史诗，是众多抗日英雄的杰出代表。为这些民族英雄塑像，我怎能不激动。”
今年2月，孙家彬教授接到了创作雕塑《抗日名将》的邀请后，几天辗转难眠。要知道，他的堂叔就是一名抗联战士，他本人对抗日将领们仰慕已久。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转战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勇士》获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评选优秀奖，矗立于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的《脊梁》、《抗联战士》、《赵一曼》等5件作品，也都出自他手。如今，要为抗日将领们雕塑群像，用自己的手“书写”立体的历史，他感到责任重大。
“看完有关图像和文字资料，我又上网搜集了8位抗日将领的有关史料，看到悲壮之处，好几次都没忍住，流下泪来。”回忆创作初始的情景，孙教授侃侃而谈：“可以说，我是怀着无比钦佩和爱戴的感情来构思作品的。当时，诸如‘还我河山’、‘视死如归’、‘碧血丹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重于泰山、坚如磐石’、‘泰山顶上一青松’等词汇不时地在脑海中闪现。我想，作品的立意应该是高亢的、史诗般的，气势必须雄浑、博大、庄严、凝重，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要优美和谐，能打动人心。最后，基本构图形成了：中间四人，左右各两人，加上人物脚下踩踏的土石，总体上构成‘山’字造型，以表抗日将领们就是高山、就是青松之意。”
孙家彬教授坦言，这次的雕塑创作着实有不少的难点。以往的英烈群像雕塑作品，人物都有主次之分，或者只是表现某一特定的历史瞬间。这件作品中的8位抗日将领尽管党派、职务、贡献有所不同，但其英雄事迹都同样可歌可泣。而在极其直观的雕塑作品中，人物所处的位置安排又必然有主次、前后、高低之分。因此，结构安排就成为一个难点。再者，这件作品不像其他群像雕塑那样，可以把所有人物置于同一时空甚至是同一瞬间、具有一定情节加以表现，它较多地脱离了生活的原始性，表现起来就不甚容易。
为了应对此番艺术创作上的挑战，孙家彬下了很大的功夫。“创作中，我把8位抗日将领的形象集中纳入到抗日战争这个大的时空氛围中进行把握，表现他们共同承担着抗击日寇、消灭敌人的使命，让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统一在一个总体意境之中，即作品表现的总的时代感。在具体的人物位置安排上，我也动了一番脑筋。正好是东北抗联的二位将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二位将领在中间，一侧是同在守卫北平南苑作战中牺牲的佟、赵二位将领，另一侧是张、戴二位将领。从整个构图视觉效果来看，既可使人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又不会使人产生哪一个人物在不重要的位置上的感觉。从资料上看，张自忠将军性格更为开朗，所以他的形象设计动感稍强。其他人物形象，也都是根据我对人物的理解和雕塑群像总的结构、韵律、节奏的需要，反复推敲后设定的。人物均采取立姿，两侧都留出了透空的部分，使作品看上去有通透感。另外，雕塑整体拉长一些，从视觉上更觉舒展大气。”
驻足于宽6米、高5米多的大型雕塑《抗日名将》前，笔者深深地被这一艺术作品雄伟的气势、逼真的形象所震撼，被艺术家创作的激情所感染。灯光下，孙家彬花白的头发十分耀眼，但一种逼人的亢奋和冲动让人怀疑这位教授今年已是年过花甲的老者。“就是这件作品，让我又焕发了青春。”孙教授说道，“永远纪念英雄、崇拜英雄、学习英雄，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更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啊！”
望着孙家彬教授那坚定的眼神，笔者心中不禁涌动着真切的渴望：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件佳作，从中受到鼓舞，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成就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