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是中国古代的一项精彩而重要的发明，由这一基本形制，又衍生出多种便捷、好用的家居用器形式，值得我们仔细总结与盘点。在明清时代，案头小屏风就与毛笔插架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受文人青睐的“笔屏”。

　　毛笔洗净之后，需要以笔尖朝上的方式竖置，这样笔头上的水液便自动流下，笔心逐渐干爽，也就不会沤烂，一如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笔格辨”中所言：“洗笔讫，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损烂笔心。”因此，至晚从汉晋时代起，就有各种形式的“笔插”，专用于倒插毛笔。

　　到明代，出现了笔插与袖珍小屏风合体的专用文房用具——“笔屏”。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论文房器具”一节即有“笔屏”一条云：“宋人制有方玉、圆玉花板，内中做法，肖生山树禽鸟人物，种种精绝。此皆古人带板灯板，存无可用，以之镶屏插笔，觉甚相宜。大者长可四寸、高三寸。余斋一屏如之，制此似无弃物。有大理旧石，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余目见，初非扭捏，俱方不盈尺，天生奇物，宝为此具，作毛中书屏翰，似亦得所。”

　　由之可知，明代文人颇喜欢笔屏，写下这条资料的作者便于书斋中设有其物。它移用了屏风的样式，一般会“镶屏”即嵌有屏心，但主要目的仍是在于“插笔”。笔屏讲究的是用材珍稀，制作精美，除实用功能之外，作为陈设品的性质也很鲜明。例如作者提倡的屏心材料，一种是宋代“带板灯”上遮光灯板原嵌的玉雕花牌，这些花牌皆由古代玉工搬用绘画题材，琢出山水树木、花鸟、人物的图案；一种是具有特殊纹理效果的大理石板，板面上的天然纹路看去类似文人写意风格的山水画，令人联想到山高月小、东山月上、万山春霭一类的画意。

　　令人惊喜的是，上海宝山明万历四年(1577)朱守城墓出土有一件典型的“笔屏”实物。这件笔屏实际上就是小屏风与架式笔插的合体，其形制为长方底座上升起一面小屏，屏框上半部嵌有一方大理石板，在这方大石板的下缘处伸出一个几字形横架。横架上开有四个圆孔，底座上位置对应地做有四个凹洞，正好可将毛笔插于其中。

　　此件明代笔屏实物采用紫檀木制作框架，嵌在屏心中的大理石板恰恰带有奇兀的天然纹路，石屏心的背面则为鸡翅木衬板。材料珍贵，设计精心，是这一件战胜了四个多世纪岁月的小巧文房的显著品质。它最多可插置四支毛笔，其实无论插笔与否，都是雅致而又悦目的装饰性陈设品。

　　明人崇尚天然纹理类似水墨山水画意的大理石板，流行以这种石板嵌在家具尤其是屏风上。朱守城墓出土笔屏恰恰是这一明人趣味的珍贵实物留存，屏心上几叠石纹如泼墨晕染成的层峦叠嶂，同时兼呈云峰怒奔、雪浪急涌之势，把今天画家们刻意“扭捏”出来的抽象画比得黯然无光。据《遵生八笺》可知，如此风格与档次的笔屏在明代是颇受热捧的文房用具。

　　相比之下，清代笔屏要更为雕琢、更加华美。因此，这一件文房用具可说体现着明代士大夫文化特有的气质与格调。由此看来，朱守城墓出土笔屏值得更多的重视，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