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竹雕艺术源远流长，我们的学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远在纸墨笔砚发明之前，先民们已经学会用刀在柱子上刻字记事。这种最原始的竹雕，应该先于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已经具备书法艺术的三个要素，而所谓竹刻记事，最初刻的仅仅是符号。远古时期，我国中原、北方地区不生长竹子，所以用兽骨来刻写，南方盛产竹，就将符号或文字刻在竹上了。但是竹筒很难保存，比不上兽骨。所以，经过漫长的岁月，我们今天还有幸看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遗物，却很难再见当时的竹雕作品了。但根据古代文献上的记载，中国竹雕艺术的源头，早在商朝以前就已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我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用竹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出于爱美的天性，在竹制品上施加装饰，与雕花的玉、石、骨、木器原无差异。因此若在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有雕饰的竹器，不足为奇。惟竹材易坏，很难保存至今。
先秦的竹雕
作为一种正式的作品，竹雕在西周时已经形成。据汉代戴圣《礼仪·玉藻》记载，西周君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芴（又称手板），有的就是竹片制成的，“凡有指画于君前，用芴。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芴”。只是官位不同，芴的材质也不同，“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牙），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木象可也”。士大夫所持芴，均系竹制狭长板子，这种芴，上面还都刻有一些纹饰，虽然还谈不上是一种工艺品，但毕竟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已经重视对竹子的使用，并能削制或琢刻出一些简单的成品。与芴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竹简。在考古发掘中，这类用语记载文字的竹简多有发现，如《孙子兵法》、记载医药处方的竹简等。除此之外，竹扇、竹制笔杆、竹制枪杆、竹篮、竹席、竹盒等等，也应有尽有。
战国时期，漆器盛行，漆雕艺术繁荣。漆器的器胎，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竹片或积竹制成的，受漆雕艺术的影响，后来竹器本身的制作也萌生了艺术化的倾向。湖北出土的兽蹄式连盖竹制漆盒，就是这种艺术化倾向的产物，它先用竹雕琢成带有兽蹄样的支架的圆盒，然后在髹漆。这件有雕工的竹盒，是今天我们研究竹雕史的珍贵资料。
汉唐的竹雕
汉唐时期的竹雕，目前见到较早的器物，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木的雕有龙纹的彩漆竹勺。这件浮雕龙纹髹漆竹勺，全长65厘米，以竹为胎，器表髹黑、红两色漆。勺柄近顶端一段为红色，浮雕一条乌黑的龙，形象生动古朴。
及至晋代，出现了竹制的笔筒。据古书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所用的斑竹笔筒就十分精致。王献之的这只笔筒，外形酷似钟——古代用于盛酒的一种圆形壶，竹器表面有斑纹，就像是裘皮，王献之称之为“裘钟”，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也反映出当时所制的竹笔筒上，还未普遍出现人为的雕刻工艺。
南北朝时期，据《南齐书·明僧绍传》介绍，齐高帝萧道成曾将一件用竹根雕成的“如意笋箨蔻”，赏赐给当时的大隐士明僧绍。北周文学家庚信《奉报赵王惠酒》诗中，“野驴然树叶，山杯捧竹根”，也提及用竹根雕制而成的酒杯。说明南北朝时期，已出现根雕艺术。
竹器的形象雕刻工艺始于唐代，其中最有名的是刻有任务花鸟纹的竹制尺八。尺八是一种竖吹的管乐器。因管长一尺八寸左右而得名。现存日本国正仓院的中国唐代竹制尺八，长43.6厘米，吹口口径2.32厘米，三节，遍体纹饰。正面有压孔5个，背面1个。这件尺八，采用留青刻法，施阴文浅雕，压孔四周及节上下，均有图案花纹。管上分布仕女、树木、花草、禽蝶等图像，刻画极为精致，具有唐代风格。
另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唐时德州刺史王倚家有一支毛笔，竹制的笔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中间刻军行一辅，人马毛发、亭台云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辩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铤郎文集中有‘王氏笔管记’，体类韩退之记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唐时期的竹雕，在整个竹雕史上，还处于艺术初创阶段，它的特点是注意外在的造型，因此，根雕在那个时候产生，但器表纹饰的雕刻，基本上还是单一的表现手法——线刻。
宋元的竹雕
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说：“竹雕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书画之难人所共知，今乃易以刀、竹，其难当更逾书画也！按，古人削简为书，治竹久为国人所长，刻竹为文物，或许古时亦有行之者，只以治之未精，为者无名，是以往昔无传焉！”这段话，主要是讲宋代之前的竹雕情况。
到了宋代，中国的竹雕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宋代是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已经形成一支庞大而又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艺术审美思想与要求，带动了包括玉雕、竹雕在内的整个雕刻工艺领域的发展。这时，竹被文人们视为纯洁、正直的象征，经常出现在诗书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如苏轼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诗人田园的“心虚异众草，节尽愈凡木”就更将竹拟人化了，正因为竹在文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竹雕工艺备受重视。其二，竹雕出现艺术化倾向，竹雕精品和竹雕艺人被广为颂扬。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南宋时有艺人詹成，他所雕刻的竹鸟笼“四面皆花版，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毫具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可见其竹雕技艺之高，作品之精美。所以，陶宗仪情不自禁地赞扬詹成：“求之二百余年，无复此一人。”
明清的竹雕
纵观中国竹雕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宋代的竹雕业已初露头角，明清时期，竹雕艺术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明清两代，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也迅速攀升。这时，文化画的勃兴，促使了竹雕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导致竹雕艺术的空前发展。据清代金元钰《竹人力·凡例》介绍，当时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南京）濮仲谦，一始于嘉定（吾邑）朱松邻”。作为雕刻家，朱松邻、濮仲谦等人，还不局限于在竹材上施艺，犀角、象牙、紫檀木也是他们常用的材料。对各种材料的性能和各种技法的把握，使他们的雕刻有如神助。作为工艺美术家，他们又长于书法和印章篆刻，构图绘画无所不能，兼具文人画家的素养才能。所以，他们的竹雕作品富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他们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作品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
据史料上记载，明代嘉定派竹雕能在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浅雕、浮雕、圆雕并用，刀法精巧，艺术造诣深湛，为时人所赏识，争相请为奏刀。因此，嘉定竹雕艺术流派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后继者有数十人之多。明代金陵派竹雕，以根雕和竹板刻书画见长，与嘉定派华丽的竹雕风格相比较，显得古朴雅致。但金陵派传承不旺，延及清代，能充分体现风格的高手匠人已寥寥无几。
清初，嘉定派竹雕兴盛，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年间，金陵派潘西风、方 诸家就以浅刻见重，成为清代竹雕的殿军。除此之外，张希黄、尚勋的剔地阳纹的留青技法，极具文人气质，亦名燥一时。康熙、乾隆年间，造办处创竹黄雕刻，以黄杨木为胎，用竹之内皮雕成各种纹饰，贴于器表，名曰“贴黄”。稍后，嘉定、黄岩、邵阳、江安、上杭等地均有制作。乾隆以后，造办处还创制仿青铜器竹雕，刀法毕肖古铜器形状和纹饰，装柄、提梁诸器尤见巧思。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动荡，经济衰败，中国的城乡手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导致了竹雕艺术的衰落。这一时期的竹雕作品，多以阴刻、浅浮雕为之，深雕、圆雕等技法很少应用，因此显得单一、平浅。雕刻者中虽也有能书善画者，但大部分人只能假借他人之画稿再行雕刻，既无创意，作品层次亦少，因此缺乏艺术感染力，画面也呆板，刀法缺少飘逸流动。于是，具有文人气质的竹雕艺术，又很快回到原来的匠人作品。这是灾难的岁月，萧条、凋敝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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