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版画艺术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以多种形式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千余年来成为文化、美术的有力的普及工具。版画艺术包括书籍的插图（有说明作用的图解，特别是技术性的医药、地理等类书籍的插图，以及连环画式的插图和佛经引首扉画等），年画及其他节令风俗画，以及独幅的风俗画等。版画艺术的密切联系着人民生活及其需要的优良传统，可以从版画和雕版印刷的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说明。
　　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最早开始。象下面这样的历史材料都还是彼态度慎重的历史学家所怀疑的：新疆曾出土一页残破纸片，上面有两行残缺不全的文字：“…官私…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之…”（延昌三十四年是公元五九四年，是吐鲁番地方古代一个地方政权“高昌国”的年号）看来很象印刷品。又古书上记载隋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曾下诏提倡佛教，其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曾被解释为雕版印刷佛像或佛经。这些材料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九世纪时，雕版印刷已广泛流行的事实则是完全被证实了的，而且那时雕版印刷的流行是为了能够以极大的数量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显著的例证是很多史料都谈到了历本和韵书（以注读音为主要目的字典）的刻印。唐德宗时（公元七八○一八○四年）冯宿上奏章说每年政府的新历还未颁布，四川、淮南等地出版的历本已满天下，因而请求政府加以禁止（农历要每年计算月长月短以及二十四节气在一年中的排定，古代都是由皇家的天文学家计算，用皇帝的名义颁布施行）。唐文宗在公元八三五年曾禁止诸道州府，不得私置印刷历本的木版的诏令是见于记载的。唐朝末年，江东商人因为贩卖的历本上大小尽各有不同，而引起了争执。唐代历本的实例有敦煌发现了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的两个残本，此外敦煌也发现五代和北宋时代的历本。中和二年历本是“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刊行的。四川出版的韵书，在日本和尚宗叡在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带返日本的佛经和其他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唐韵和玉篇各一部。四川在唐代已经成为印刷中心，公元八八三年一个官吏柳玭在成都城东南的书铺里看到雕版印刷的“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的迷信书和“字书小学”等字典之类。当时在群众中有地位的文学朽也被雕版印刷，如白居易的诗歌由于受欢迎，在浙江一带有印本沿街叫卖，并且人们可以用来换取茶酒。这是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在公元八二四年为他的诗集作的序文中谈到的。五代时候，四川雕印文学书尤其盛行，而特别是当时的新从民间文学中发展起来的词典。也有个人为自己的作品到书的。如官僚词人和凝及和尚诗人兼画家的贯休都刻印了自己的集子。西蜀的宰相毋昭裔曾刻“文选”和“初学记”，起因是他年轻的时候向人借书不得，于是发愿在显赫以后要刻版印行，让读书人都能很容易的看到。这也说明刻卷帙较伙的大套书这时才开始。
　　由以上这些片段的记载可见雕刻印刷在民间最迟自唐代末年，九世纪起已发展起来。刻印的中心有成都、淮南（安徽）、江浙。所刻的书以民间日常需用的日历、字典、诗歌文学和宗教迷信书为多。
　　唐代雕版印刷的重要实例，也是全世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印本书，是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刻的《金刚经》卷子。全卷是七张纸拼成，第一张引首扉画为佛在祇树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图。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现存的第一件作品，线纹流利，细致，经文字体笔划也极精美规整，表现出雕刻技术已非常成熟。此一现象之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它可以说明，雕版技术应该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这一幅引首扉画的构图形式成为此后佛经扉画的标准格式。

　敦煌还发现有捺印的千体佛像残幅，是墨印的成排的小沸像，再用笔加彩。五代时期的单幅的《毗沙门天王图》和《救苦观世音菩萨图》制于晋开运四年（公元九四七年），是敦煌的统治者曹元忠为了祈福而大量印制的。这一些作品和敦煌发现其他印本佛像以及杭州雷峰塔倒坍后发现塞在砖心中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吴越王钱俶在公元九七五年造）同为版画史上罕见的早期的作品。这些佛教的宣传品之所以雕版印刷也是因为可以达到大量流通的目的，按照佛教的规定，成千成万的传播佛像和佛经是祈福的重要方式。
　　宗教迷信的书籍和图画书籍雕版印刷流传，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都不能摆脱落后的阶级社会的限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五代开始，统治阶级更着手大规模的来利用这一人民创造的传播文化工具。
　　五代时，在政治情况不断变化中仍能一贯保持自己的显赫地位的冯道，看到江南和四川来的人贩卖印版的文字，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儒家经典，于是在他的倡议下，用官府的力量以国子监的名义印了卷数浩繁的儒家经典共十一种，从公元九三二年开始到九五三年完成。这批经典的版本是雕版印刷历史上有名的五代“监本”。自此以后，历代国子监都把印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工作。
　　北宋的国子监在汴梁和临安，南宋在临安部进行了雕印儒家经典的工作，金、元则在山西平阳设立了“经籍所”，宋代各地方政府也进行刻书。宋、金、元官府刻书的范围已逐渐扩大，并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书、子书（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文学（诗文集）和技术书（特别是医学和算学）。北宋末年汴梁国子监的书版和工匠被金人掠到山西平阳，南宋末年临安国子监的书版在明代初年集中到了南京。明代官府刻书种类虽更繁多，但特别着重的是四书五经及其注释，科举文章的参考书（如：古文真宝，古文真粹，宣传唯心思想的“性理”的哲学书，等等）。明代分封在各地的皇族藩王也多利用刻书聚集一些文士。康熙、乾隆时期除了刻经史以外，更刊印皇帝的诗文集和用皇帝名义编撰的各种百科全书，乾隆武英殿殿版书共一四七种。
　　宋代开始的另一根据统治阶级意旨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印刷是全部佛经和道经的出版工作。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雕印了整部《大藏经》，共费时十二年（公元九七一一九八三年），全书共五千多卷，当时并以之赠送朝鲜、日本和越南各国。这部藏经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很有名，称为《开宝藏》。宋代政和年间又刊印了全部道教经典：《万寿道藏》五百余卷。宋代以后，金、元、明、清各代都曾屡次编纂并刻印全部佛经和全部道经，其中也有不是直接由皇家主持的，例如有名的《赵城藏》的雕造是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公元一一四八一一七三年）二十五年间由山西解州天宁寺在民间自行募集而进行的。
　　在这一些直接为统治阶级所支配的雕版印刷事业中，版式的设计，字型的设计和雕制及印刷的精美而有显著的艺术价值：这些印刷物中也有版画插图，除了科学技术性的图解插图以外就是一些教育性质的插图，例如宋代雕印的《三朝训鉴图》、《列女图》、《营造法式》（建筑术）和《三礼图》（考古学）等。宋代还曾雕印过《耕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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