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古玺印作为凭证和信物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近代岭南地区出土了不少古代的印章，为研究岭南的印章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实物。从所见到的印章形制、工艺和风格可了解到，岭南印章胎息于秦汉玺印，说明岭南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手工业制作等在古代已经与中原地区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岭南地区最早使用汉字可追溯到近代所出土的铜器铭文上，如在广州地区出土的“十四年属邦工□□蕺丞□□□□”和“张义”等铜戈，当是秦统一岭南的将士所用。虽然这些刻铸的铭文是属于中原的器物文化，且不是发生在印面上，但它对岭南书法和印章艺术的萌芽所起的作用当是非同一般的。

　　1953年，在广州西村石头岗出土的秦墓中，发现一件椭圆形漆奁盖盒上有“蕃禺”二字烙印（图1)。“蕃禺”即“番禺”，是秦代南海郡地名。《广州市文物志》载：“‘蕃禺’烙印属秦代官印，表明该器为当时的番禺工官所造。”这方烙印，是岭南目前所见的最早印章遗痕。从风格可以看出，岭南印章在秦代已受到中原玺印的影响，它的发现，对了解岭南印章的起源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

　　如果说秦代以前的岭南印章实物还是一片空白，发展远远逊色于中原，那么，近现代在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汉代玺印，尤其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对于岭南印学的研究，甚至在中国印章史上都可写下重要的一章。

　　1983年，广州象岗山发掘了西汉南越王墓，它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眛的陵墓。墓中出土了各种质料、形制的印章共23方，有文字的印11方。综观这批玺印，在制作上不是很严格地按照同时期中原的典制，从中反映出南越国是一个有较强独立性的割据王国。印文多为秦“摹印篆”，其中亦有略带诏版风格的。格式上按秦朝的制度，印面多为田字界格和日字界格，使印文趋于规范严谨。章法上体现出穿插挪让、呼应顾盼、富于变化的特点。印面显得端庄、威严。从印面上可看到印文为铸造后再刻凿而成，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其中“文帝行玺”金印（图2），堪称古玺印中之极品，印面作田字界格，四字的结构疏密和舒展恰当自然，笔画刚劲沉雄，印面有一种庄严典重、雄浑伟丽的王者之气。“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皆以摹印篆入印，印风端庄平和。“赵眛”、“帝印”两方玉印整体更显得圆润匀净，笔画峻拔劲健。同时，墓中还出土了“帝印”、“眛”等七种封泥和“长乐宫器”戳印。长乐宫是汉高祖即位在长安时所建的宫殿，由此可证明南越国宫署也慕效汉宫的命名。这些封泥戳印尽显貌古而神虚之美。

　　从“文帝行玺”等三方印中的“玺”可看出，南越国当有与汉廷分庭抗礼的意味。由此也可以肯定这批玺印当为南越国自制。而印章制作水平之高则展示了岭南印章艺术在2000多年前的辉煌历史。

　　除南越王墓印章的出土外，民国初年，曾经在广州东山龟岗寺贝底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瓦窑遗址，并出土了很多有文字的瓦片。近年在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中也出土了“万岁”文字瓦当和文字瓦片戳印。这些瓦当和文字戳印的制作水平极高，是南越国工匠的智慧结晶，也体现了岭南的地域风格。

　　此外，近代的一些印谱亦著录了部分岭南的汉代官印。如“苍梧侯丞”印、“南越中大夫”印、“南海司空”印、“含洭宰之印”、“南海守丞”印及海南省乐昌县出土的“朱庐执刲”印等，这些印章对研究岭南文化和地方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其风格皆为西汉时期印风，不失平正朴实韵味。

　　在出土的汉墓中，还发现不少南越国时期贵族和官吏的私印。其中“赵安”玛瑙印，“臣偃”、“李嘉”等玉印，无论风格、形制都与汉私印相近，不乏精美之作。

　　魏晋以后岭南地区流传的印章为数不多，隋唐印章，在出土和史籍中都没有发现。现见到的三国东吴“始兴左尉”印、晋永嘉年间“牙门将印章”和“关内侯印”、南朝“周承公”六面铜印及宋“刘景印章”铜印等，无论在艺术水平和工艺制作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南越国时期。

　　另外，在黄文宽辑录的《郑氏军印考》印谱中，辑有“右提督澄海镇前锋营关防”、“右提督澄海镇后营关防”、“房宿营副总兵关防”和“亲军虎卫左镇中协副总兵关防”四方官印，这些印见证了民族英雄郑成功在粤东地区进行抗清武装斗争的历史。

　　1988年东莞市篁村区发掘的明代罗亨信家族墓中，出土了一方印文为“都御史章”、“永乐第一科进士”的两面白文印石印章（图3）。罗亨信(1376—1457）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官至左副御史致仕。这方两面印以小篆入印，章法上注重疏密对比，刀法上灵活运用，有笔有墨，在整体上流露出鲜明的文人篆刻风格。

二

　　岭南文化发展至明代已是大盛，当时的士大夫多能兼事丹青。明末的岭南印坛虽然不能与江浙流派争雄，但随着本地文化艺术渐趋繁荣，兴盛的篆刻艺术风气也渐渐蔓延到岭南地区。同时，由于众多的文人士大夫都曾经宦游京、沪，他们有机会接触当地的文化，这对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岭南的治印水平有莫大的帮助。另外，一些汇录秦汉及明代印家的印谱已在粤地流传，尝见江苏印人程远摹辑的《古今印则》上题有“此为吾粤明代印谱，极罕见，可珍也”。从这些印谱的流传，可知明代的岭南印人在创作上力追秦汉，近习文、何，与江浙接步呼应，其中不乏治印的高手。

　　据伍瑞隆在《朱未央印略》序中记载，活动于接近文、何时代的篆刻家近有马元伯、郭安世、邱颖叔、李子木、黎孺旬、何伯友、方约斯等辈，往则有方伯情、黎君献之数家。可惜的是，由于岭南潮湿的气候和明末清初战火蔓延，他们的印艺和印谱难以传世。

　　从史载及流传的作品中可看到，部分印人以赵子昂、吾丘衍所提倡的“以汉印质朴”为宗旨进行篆刻创作，印风平淡淳朴，达到了很高水平。袁登道为当时较有影响的印人。

　　袁登道(1586—？），字道生，东莞人。工书画，能诗，精于篆刻。容庚藏有《明袁道生先生印存》一册。从中可见其治印以六书为准则，力追汉人而自出机杼，没有当时群起而习之的“明人习气”，尤喜治巨印。所拟汉白文印平直方正，静中有动，巧中见拙，运刀如笔，线条挺劲，气势雄强（图4）。马国权谓其印：“非深研汉人印格，绝不能臻此妙境。”

　　其他师法汉人的作品亦自不俗。陈子升所作，《广东文献》称：“刻印追秦汉，时以才子目。”陈恭尹尝以篆刻遣兴。邓尔雅曾撰《陈独漉先生刻印》一文日：“陈氏刀法直入汉人之室，无文三桥、何雪渔习气。边款作草书。”邓逢年、邓逢京兄弟师法汉人，深得章法分朱布白之妙，线条劲健沉雄。

　　以汉法为宗，兼擅明人印风而能卓然独立的当推朱光夜。朱光夜，字未央，南海人。他精于六书，工书法，尤以篆刻享誉岭南。郭羲年称其“弱冠而留心六书，博稽遐览，精心镂篆，积有岁时，岭海之间，其名大著”。其篆刻远宗秦汉，近溯明人，而能自出新意（图5）。伍瑞隆谓“其所制类兼秦汉以来字法笔法，而时出新裁”。有《朱未央印略》行世。姓名字号印多宗汉人，工稳雅驯；堂馆楼亭印精严典雅，为明人气息，配字独出心裁，章法沉稳，饶有古味。印谱中有多至六十四字的印作，在明代印谱中甚为罕见。正如未央在自序中所云：“每阅顾家印谱，虽无其点画与古不同，然删繁增少，直者曲之，曲者直之，补偏接次，体方形奇，深见古人巧思。”他在印中因字配篆，由篆奏刀，实有过人之处，置于明代文人印中，亦可称佳作，不愧为一代名手。未央子今普、大严皆精篆刻。

　　另外，邓云霄的印作虽仅留下自用名印“玄度”，然其篆刻明快爽健，疏朗自然，颇得明季印风。而张萱治印曾在文彭印风中下过功夫，他在《朱未央印略》序中云：“余少亦究心此艺，独喜姑苏文待诏父子。”萧远对钟鼎文研究甚深，《岭南画征略》称其“精于篆刻”。黄仲亨则以善制印钮而著名，比美“尚均钮”，所作古玺皆为明人拟古玺之法，平和稳妥。张穆以画鹰、画马名世，篆刻以汉印为宗，吸收明季印风。在布局上是明人惯用手法，线条深沉厚重，点画工深，古意盎然（图6），容庚称其印“沉雄尔雅”。

　　明末的岭南印人继承秦汉印章和流派篆刻的美学思想，以六书为根基，为岭南印坛树立了典雅淳朴的印风。而夏宏、朱光夜、袁道生的印谱行世为篆刻艺术在明末岭南地区普及、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印学理论相继问世，张萱的《历代玉玺辨》，陈子升的《刻印赋》，张萱、伍瑞隆的《朱未央印略》序对印章的考证、源流、创作和欣赏进行了论述。这些，都为清代岭南篆刻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明末清初之际，清兵入关，广州城陷，并遭到残酷的大屠杀，经济、文化受到空前的打击和破坏。在这改朝换代的时期，岭南篆刻处于寂寞低潮的困境中，许多印章实物和印学资料遭到毁灭。因此，清初在史籍上记载的岭南印家只有陶璜、苏道显、尹逢清、钟颖林寥寥几位，印作不见流传，人与艺也几至湮没。

　　清中叶，考据之学以及文字、金石学蔚然成风。岭南的金石训诂考据学是在钱大昕、翁方纲、阮元等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石学的兴盛和推动，使岭南篆刻艺术又一次崛起，篆刻的风格亦逐步形成，扭转了清初印坛的沉寂局面。

　　直师秦汉，倡导风气，卓有成就的印人有谢景卿、黎简。陈澧在《乐石斋印谱》序中称：“吾粤前辈中，黎二樵善刻印，谢云隐尤为专门。二樵专用汉法，云隐兼元人法。”

　　谢景卿（？—1806），字殿扬，号云隐，南海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庠生。生平博学嗜古，精于书画鉴赏，工诗，善篆隶，精篆刻。著有《鸡肋草》。有《紫石山房印蜕》、《云隐印选》。云隐篆刻溯源于秦汉，承接元人而又别出新意。他早年摹刻秦汉印章近四百方，摹拟之精，置之古印中亦足以乱真。其印在章法上十分讲究挪让、繁简、虚实的效果，刀法沉稳，内秀外刚，将苍劲与秀雅融为一体。所作细朱文印则深得元人精髓，布局构思精密，运刀质朴圆厚，线条圆润，给人以雍容端庄之感，饶有书卷味（图7）。他深研印学，尝谓：“缪篆固别为一体，屈曲填密，取纠缪之义。与隶相通，不尽与《说文》合。要其损益变化，具有精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浑穆天成，不可思议。”可知他对印章文字有独特的见解。吕坚谓其艺：“而铁笔之工，遂使后世有志之士冥心学之，至老而不懈，屡变而不离其宗。”可谓推崇备至。云隐以“雅正淳古”的印风卓然独立于岭南印坛，对后世影响极大。同时，他还精研金石文字之学，尤善于玺印文字的考订、研究。曾补订袁日省的《选集汉印分韵》和自作《续集汉印分韵》。这两本书籍流传至今，已成为印学书籍的范本。其子云生、兰生，曾孙谢曜的诗文、篆刻均得其传，有声于时。

　　黎简（1747—1799），字简民，自号二樵，顺德人。二樵少时即能诗文，善书画。中秀才后，博览群书，肆力学问。生平足不逾岭南，而声名在岭外。翁方纲有诗云“寄语二樵圆夙梦，苏门学士待君来”。著有《五百四峰堂诗钞》。其篆刻师法秦汉，涉猎金石砖瓦文字。尝见其自作六面名印，风格变化多样，取法古玺、汉白文、汉朱文、朱白相间文印，印面效果古拙浑朴，气息高古，神妙处得汉人之髓。所作“长毋相忘”印，取法汉瓦文字，布局随形赋字，运刀古朴，极富苍莽之美，别有新意（图8）。二樵还精于铸印。曾自云：“冶铜仿古私印，破一日，得三十颗，夜梦李南涧来索观，甚称美。”友人张锦芳有诗称：“山樵胸有造化炉，才镌万象无精粗。烟菲岚气入书画，余力尚兼摹印书。”可见二樵的作品极受时人之称重。

　　尹右篆刻，得自黎简的亲授。尝见其印，疑为汉人之作，篆法布白巧思，妙入自然，线条以苍古浑穆见胜（图9)。尤以铸印之艺驰誉印林，谢兰生尝称其铸印为“绝技”。陈澧亦有诗云：“大谢掀髯绝技称，龙山老尹一聋丞，青门寂寞樵夫死，可许传来无尽灯。”

　　同时，岭南众多著名学者如冯敏昌、张锦芳、谢兰生、吴荣光、彭泰来等人都精于训诂、考据及金石文字之学，他们在研究经史的同时，还涉猎篆刻，虽所作不多，然格调稍高，备受推崇。如冯敏昌所刻“古木卧平沙”一印在结体上巧具匠心，笔意瘦劲，运单刀逆入之势，别出心裁，表现出精气内蕴的气魄（图10)。谢兰生治印拟汉人风格，章法疏密空灵有致，线条厚朴圆浑，意蕴超迈。吴荣光所作法汉官印，能于拙中见巧，给人以朴厚雄强的气势。

　　乾、嘉年间，岭南篆刻发展至谢景卿、黎简，已初步形成清新典雅、遒劲淳古的地域风格。受他们影响的印人还有温汝适、邵咏、李坛、何楫、方天根、黄钥、吕培、刘绍藜、周大常、梁他山、林泉、蔡恺、黎焕章等。此时的岭南篆刻，可谓空前繁荣。

　　同时，岭南印学论著亦不断面世，先后有何楫的《嘉显堂图书会要》、刘绍藜的《印文辑略》、郄樟的《印章准则家数》和黄钥的《鱼门论印》等。同时，古印的收藏也日趋活跃，印谱的汇辑逐渐成风，继潘有为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外，还有吴荣光的《筠清馆汉铜印谱》、叶梦龙的《风满楼古铜印谱》、潘仕成的《宝琴斋古铜印谱》等。这些印论印谱，对推动岭南印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

　　鸦片战争后，岭南文化由于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岭南篆刻也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师古而不泥古、出新求变的探索精神，令人耳目一新，对促进本地印风的发展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学者陈澧以顾炎武、黄宗羲之学发吾粤文风。他博通经史、地理、训诂、音律，于印学亦有极深的造诣。在其所撰《摹印述》中，阐明了篆刻艺术的审美观，提倡汉印之“古茂浑雅”和小篆以“雅正为尚”为法则，在治印上主张白文印以汉法为宗，朱文印力继元人，把清中叶“清新典雅”的印学风格发扬光大，对晚清甚至近现代的广东印坛影响很大。同时徐三庚、常云生、余曼庵等印人客粤治印传艺，使“浙派”及“皖派”艺术泽被岭南，从而丰富了粤地的篆刻风格。

　　溯源秦汉，印风博取众长的当推孟鸿光、何昆玉、黄恩铭。

　　孟鸿光，字蒲生。原籍浙江，寄籍番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工诗文、能篆隶、精小学，尤工篆刻。篆刻取法汉人，兼习元人和浙派印法，朱文印章疏朗有致，运刀犀利遒劲，有刚健畅逸之韵。白文印为汉印法，工稳沉静，含蓄内敛。兰甫在《摹印述》中云：“蒲生深于篆隶、金石之学，其所论往往入微。”还曰：“自蒲生死后，无复能刻印者矣，若孔夫子之恸颜回者焉。”可见他对蒲生的印艺推许有加。著有《梅雪轩印谱》。

　　何昆玉（1828—1899），字伯瑜。高要（今肇庆）人。致力于金石、篆刻、碑帖、古器鉴别、钟鼎彝器拓制之学。其篆刻溯源汉人而能得其神韵，宗法皖浙而又力继元人。他自云尝得汉铜印一千三百余事，分拓为谱，临摹不辍，可见其勤于研艺的精神。其白文印多用汉式，线条圆转劲健，运浙派之切刀表现线条古拙苍劲的意趣，实融合汉、浙精髓之作，别具新意（图11）。所刻元朱文印，脱胎于元赵子昂朱文印法，章法构思谨密，运刀如笔，线条劲健圆润，自成秀逸闲静一路风格。马国权谓其印与谢景卿、朱越生，是富有元人韵致的著名篆刻家。辑有《乐石斋印谱》等多种自刻印谱。另外，他尤善古印的鉴赏、收藏、整理和传拓。尝将看篆楼藏印及平日搜罗的精品辑成《吉金斋古铜印谱》及《续谱》，该谱影响和传播甚广。后将其藏印尽归潍县陈介祺，并与弟瑗玉助其编拓《十钟山房印举》。他还助陈汉弟编订《伏庐印存》。其传古之功有声于印林。

　　黄恩铭（1866—1901），字袖领，三水人。少有奇气，工诗擅书，精篆刻。治印主张“取古之先得我心者，心摹手追，取貌遗神”。其印出入汉将军印、砖瓦之间，结体奇特，错落自然。喜用单刀刻法，线条朴野奇肆，饶有天趣（图12）。曾曰“字无定形，刀不复举”，显示出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尝辑《藤花庵印存》行世。

　　受陈澧印学观影响的印人还有陈璞、李阳、何瑛、谢曜、宋泽元、梁垣光、江逢辰、老廷光、苏展骥、李宗颢等，他们在师法秦汉中自出机杼，成为推动晚清印学发展的名家。

　　而粤地以浙派印学名家者，柯有榛、余曼庵所作称绝一时。

　　柯有榛（1814—？），字云虚，号里本山人，南海人。工山水花卉人物，精于篆刻。当时吴门印人常云生游粤，云虚在其门下学印，久之益精。其印以浙派为宗，兼习汉印。印面布局一任自然，结字独具匠心，摄三代、两汉金石文字为一体，用刀古拗苍劲，抑扬顿挫，极富金石韵律，线条不失圆浑流畅之势，颇得曼生、秋堂之妙（图13）。尝谓：“不论字之多少，务要疏密得其自然，工而有韵致、有刀法、有行气、有筋力，苍古而无稚弱，浑厚而无牵强，则得之矣。”其印功力深厚，在晚清印坛与黄牧甫齐名。有《里木山房印存》传世。子兆明、兆良篆刻得父所传，专攻浙派。

　　余曼庵，又号万莽，原籍浙江山阴，客寓粤地。曼庵工书画，篆刻得陈曼生之传。来粤后得可园主人之邀，长期客居可园。张嘉谟、何昆玉、何瑗玉等曾学印于曼庵。曼庵篆刻，纵恣劲峭，颇似曼生，以雄健胜之。

　　除柯有榛、余曼庵外，张嘉漠、何瑗玉、黄云纪、金德枢、伍政宣、杨其光、叶期、胡曦、胡曼等人皆出入西泠诸家风格，浙派印风一时风靡岭南。

　　另外，著名印人徐三庚亦曾南游广州刻印传艺，张嘉漠、张崇光、何瑗玉及尹子新等人拜其门下学艺，吴带当风之姿极一时之盛。

　　同时，一些在画坛上独树一帜的画家还涉猎于治印之学，如苏仁山、梁于渭、李魁、居廉、罗岸先等的自用印多出于己手，虽技巧上并不足道，然他们的印作常常表现出一种志行不凡的艺术个性。封疆大臣张敬修、李文田亦偶为治印，所刻清新典雅，亦自不俗。

　　湖南印人符翕曾宦粤20余年，寓居潮汕多年，对当地印学推动颇大。受其影响的有佃月汀、陈宝瑜、林铁庵、张铁生、朱愚谷、王显诏、佃介眉等人，他们的印风追摹秦汉及明清诸家印作，惜限于地域，所见不广，部分印作不免沾有“明清习气”，瑜瑕互见。

五

　　晚清，安徽篆刻大师黄牧甫南来广州，给当时的广东印坛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以至繁衍成一个新的篆刻流派“黟山派”，又称“粤派”。

　　牧甫在广州生活了18年之久，篆刻形成清峻雅逸的风格，别开生面，蔚成大家，与吴昌硕在晚清印坛上堪称一时瑜亮。由于他的印风在岭南声誉极高，故而学习或私淑他的广东印人有刘庆崧、李茗柯、易大厂、邓尔雅、冯师韩、陈融、欧梦良、刘玉林、容肇祖、余仲嘉、张祥凝、冯衍锷等。易大厂、李茗柯、邓尔雅、简经纶在继承牧南印学思想后变化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出新的大家。自此广东印坛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近代的中国印坛。

　　易孺（1874—1941），本名廷熹，字季复，号大厂，鹤山人。早年肄业于广雅书院，曾留学日本。历任暨南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及铸印局技师等职。1921年在京组“冰社”，被推为社长。工诗文、音律、书画、训诂、篆刻。篆刻初习赵之谦、黄牧甫诸家。后专攻古玺，并以陶文、砖瓦、封泥入印，不加修饰，质朴自然，自成古涩老辣印风（图14）。冯康侯曰：“古玺布白与汉印回殊，不整齐、不束缚、不乖字意，精审疏密，纯任自然。近人能此者，吾粤易大厂一人耳。”辑有《孺斋自刻印存》、《魏斋印集》等多种印谱。

　　李茗柯（1880—1945），一名师实，亦名尹桑。祖籍江苏人，幼随父居广州，遂隶籍番禺。尹桑工书画、金石碑版之学，为牧甫嫡传弟子。中年后专攻古玺，并取瓦当、古币、造像之意趣。所作白文静穆朴厚，小玺则奇峭精妙（图15）。他在古玺印中拓宽了自己的面目，成为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印人之一。曾与大厂合辑《秦斋魏斋玺印合集》，有《大同石佛龛印稿》传世。

　　邓尔雅(1884—1954），原名溥，字季雨，号尔雅，东莞人。早年就读广雅书院，曾留学日本习美术。尔雅精于文字训诂、金石考证之学，工书画，能诗。篆刻初学邓石如，后独宗黄牧甫。于古玺印、虫鸟篆、六朝文字等无不涉猎，其印注重线条曲与直的变化，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极尽文字变化之妙。曾谓：“横斜都做几何看。”用刀轻行取势，线条光洁挺拔，极富韵味（图16）。又曰：“必先小学为根本者，先识字而写、而配、而刀法，尤重在识。”独特的印风无不饱含其学识。著有《印学流派及广东印人》、《尔雅印赏》等。

　　简经纶（1888—1950），名琴斋，番禺人。早年曾任国府参事。工书画，治印亲炙易大厂。对甲骨文、古玺、汉印、封泥均有较深的研究。印风纵横开合，纯任自然，行刀劲削，苍劲雄健，颇具古意。以甲骨文入印尤为创新，著称于印坛（图17）。容庚称：昔之见一商玺矜为印祖者，今于琴斋化身为十百，而后羡琴斋之学古而善变也。浙皖之外，余将以粤派魁琴斋可乎。所作《千字楼印识》，于石上以刀代笔，临摹各种书体，把书、刻熔为一炉，可谓别出心裁。有《琴斋书画印集》及《琴斋印留》行世。

　　易大厂、李茗柯、邓尔雅、简经纶四家印风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一方面，他们秉承了“印中求印，印外求印”的创作途径，广泛研求周金汉石，吸取明清诸家之长，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另一方面，是与他们广博的学识，传统功力和创新的意识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在民国印坛享有盛誉。沙孟海称：“南国锲家以东莞邓尔雅（万岁）、鹤山易大庵最为老师。尔雅私淑黟山，得其靓挺之媺，时出新意。……大庵亲受业黟山之门，早岁专治小玺，殊有精诣，近来益闳肆，与前作如出两人。并世解人，如若人者正复不多，要亦学问成之耳。”陈巨来亦曰：“近代印人，南有李玺斋尹桑、邓尔疋万岁、易大庵熹之三君者，渊源所自，佥出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轩轾。”而简经纶所治甲骨文印则被近世允推为第一，足见岭南印家在民国印坛上的影响和地位。

　　女印人在历代都较罕见。谈月色所作造诣不凡。谈月色（1881—1976），顺德人。工书画，能诗。篆刻曾得王福厂、黄宾虹传授。所刻瘦金体印、细朱文印劲健挺拔，为人称道（图18）。参加南社后艺名遍及全国。

　　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印人还有温其球、伍德彝、程竹韵、张度、赵浩、李凤公、孙裴谷、关春草等人，所作或溯源秦汉，或宗法黟山。

　　受西泠印社的影响，1918年在广州由“粤派”印人组成了濠上印学社。社员有易大厂、潘和、蔡守、区梦良、李研山、李茗柯与子步昌、邓尔雅与子邓橘、盛鹏运及其兄弟等十余人。他们每周雅集一次，相互切磋研究金石碑版文字及治印心得。1920年，印社因部分社友北上南迁而告停止。同年，邓尔雅、李研山、卢乃潼、曾宪尧、黄文锦等人在广州正南路组成三余印学社。1935年，陈大年、黄文宽、李泽甫、何绍甲等又在广州组成天南金石社，由是岭南篆刻风气不断，方兴未艾。

六

　　新中国成立后，岭南篆刻在创作和研究方面蓬勃发展。1962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创办了文史夜学院，设有书法篆刻专业。翌年，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亦宣布成立。此后，书法篆刻活动频繁，掀起了群众性的书法篆刻热潮。改革开放后，广东省书协举办了多期篆刻学习班，培养了众多的篆刻人才，并多次举办中外篆刻交流展和篆刻评奖活动，出版篆刻专集，成立篆刻委员会，各地印社纷纷成立，使广东篆刻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代岭南印坛颇有影响的印人，一部分为国内的篆刻家，如容庚、商承祚、秦咢生、吴子复、黄文宽、张大经等。一部分为定居香港的印人，如冯康侯、罗叔重、丁衍庸、陈语山、卢鼎公等。他们的印风各有特点，对当代篆刻艺术发展影响甚大。

　　容庚、商承祚早年即以文字学名家。所作玺印，古雅静穆，气息高古。吴子复、秦咢生皆以书法著称于时，然吴氏篆刻以汉碑入印，天然成趣。秦氏印风源于秦汉，格高韵古。黄文宽入印，摄取秦汉明清诸家之长，自成刚健遒美风格（图19）。张大经所刻玺印，师古而不泥古，印风高古超迈，令人意远（图20）。

　　定居香港的印人冯康侯，所作熔冶秦汉，细朱文印挺劲秀逸，称绝天南（图21），曾在港组织“南天印社”，推动印学。罗叔重印出入两汉六朝之间，劲健豪雄。丁衍庸所刻直逼两周，稚拙雄浑，心裁独出（图22）。陈语山取法汉印、封泥，生辣挺劲。卢鼎公溯源秦汉，古拙朴厚。

　　综观广东篆刻的发展过程和岭南前辈印人的实践，使我们清楚认识到，目前要重振广东篆刻，青年印人必须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发挥个性，要有勇于探索、求变创新的精神，才能将广东篆刻推向一个新的局面。（载于西泠印社2003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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