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书赠顾廷龙（起潜）先生的行书四扇屏  

胡适先生赠与张充和夫妇的书法小品《贯酸斋的清江引》 

近期，胡适先生手迹出现拍场并拍出近乎“天价”的有二件。一是胡适先生的《贯酸斋<清江引>》墨迹镜心，另外一件是胡适先生水墨洒金笺《行书四条屏》，创下了胡适先生手迹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

　　关于胡适先生的《贯酸斋<清江引>》，自打面世就充满了传奇，其间辗转流传，引出一桩“公案”，本文作者亦曾涉其中，故对背后的故事，亦有个人观点在焉。

　　胡适先生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更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诗集《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而且，胡适先生还是继蔡元培、蒋梦麟二位先生之后，北京大学历任校长中最有影响的校长之一。尽管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1948年12月中旬，带着几册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他视为珍宝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离京，任北京大学校长只有两年，但是，胡适对北大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他的手迹成为多年以来名人手迹收藏家收藏的重点之一。笔者翻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几家主要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胡适先生的手迹在拍场出现不多，但拍出价格都很高。具体来说，近两年来，胡适先生手迹出现在拍场，并拍出近乎“天价”的有二件。一是在中国嘉德(微博)2010年11月22日举行的《旧时明月——一个文人的翰墨因缘》拍卖会上，胡适先生的《贯酸斋<清江引>》墨迹镜心，也就一平方尺的样子，估价18万至25万元，结果从15万元起拍，最终以123万元落槌。另外一件是2011年中国嘉德以529万元拍出的胡适先生水墨洒金笺《行书四条屏》(127厘米×21厘米×4 ，每条2.4平尺)创下了胡适先生手迹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这件作品是胡适先生以自作诗《陶渊明同他的五柳》，送给中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的。1928年胡适先生游庐山，在探访陶渊明故里的途中读《庐山志》，见宋人周必大《庐山后录》中有前人题诗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胡先生感喟油生，在《庐山游记》中写道：“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归来空两手。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先生高歌自嘲讽，笑指门前五棵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宋人诗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我游庐山，寻渊明故里，偶忆此诗，试反其意，作短歌。

　　有人评价说“胡适的字和他的为人为文也十分相像，即深入浅出、明白如话。他的文笔清清爽爽，再深的学问也能表达得干净利落、晓畅通俗；而他的为人待友，也是可亲和蔼、平易近人。观其书法，举重若轻，条理分明，章法自然朴素，有一种平实、亲近的自然之风。此四屏书法，线条舒缓，笔墨厚重，结字随性开张，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书法与书写内容相得益彰，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以我的体会，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至于前述那件123万元拍卖落槌的胡适先生的书法小品《贯酸斋<清江引>》墨迹，自打面世就充满了传奇，其间辗转流传，笔者亦曾涉及其中，在此不妨多用些笔墨。

　　《清江引》是元朝贯云石(号酸斋)所作《惜別》四首之四：“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個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上款“写给充和汉思”，下署“适之”，不写年月日，钤“胡适”白文仿汉印。在这帧书法小品的左下角，还有小小的两行字，“黄裳留玩，充和转赠，一九八七年四月”。

　　胡适先生的这件作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那是2000年5月，我和友人刚刚出版了一册名叫《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的图集，寄送沪上友人w君不久，w君来电说复旦大学出版社(微博)正计划为一个浙江商人潘先生，出版一册《百年文人墨迹》的图集。那时国内专门收藏文化名人手迹的人并不太多，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藏界有位潘先生。w君详细跟我介绍了潘先生的经历和他所藏的文化名人手迹，并特别强调，他是买了部分黄裳先生的藏品，又买了一些谷苇先生旧藏，而后w君也陆续转让了一些，才有了今天的规模。我问w君，黄裳先生都有哪些藏品转给潘先生了，w君大致说了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就是胡适先生的《贯酸斋<清江引>》墨迹。

　　那时候我的收藏主攻方向是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而特别关注和青睐的是曾经在北大、清华任过教授的学人手迹。其时，胡适先生的手迹我已有了两件，一件是胡适先生写给时任商务印书馆(微博)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的信。另一件是一册胡适先生旧藏并题字的《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关于这两件藏品的收藏经过，还是满有故事的，在这里就多絮叨几句。

　　胡适先生写给王云五先生的信是写在他自己的名片上，是我在一批商务印书馆旧档中发现的。原本胡适先生留存大陆的书札就不多，写在名片上的信可谓凤毛麟角了。胡先生的名片简单朴素，仅有“胡适”二字，左下方印其时所居住址和电话：北平米粮库四号；电话：25110。

　　胡适先生是1930年11月底从上海至北平，住进米粮库四号。这所房屋是一座宽敞的三层洋楼，有个很大的庭院，院里有树木花草和散步的广场，还有汽车房、浴室、锅炉、卫生间。那时罗尔纲长期住在他家，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汪原放也常住在他家里。那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1930年12月17日是胡适虚岁40的生日，北京大学的同人，曾在这里为他庆寿，他的学生魏建功撰文、好友钱玄同书丹，写了一篇别开生面的白话章回小说体的寿文《胡适之寿米粮库》，后来这篇寿文发表在1932年《国语周刊》第67期上。胡适先生离开大陆后，这所庭院又先后易主。2004年，北京晚报上曾有一则消息说，在北京旧城改造的过程中，保留了31处名人故居，不知是否包括胡适先生曾经居住过的这所庭院。

　　胡适先生写给王云五先生的名片“信”是把一个叫刘学璿的人介绍给王云五，因这个刘先生写了一本《新式速记法》的书想请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学璿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他192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致力于速记术的研究达十三年，才有了这部《新式速记》的书稿。王云五进商务印书馆即是胡先生的介绍。刘学璿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己的著作，应该是找对了人。胡先生也确实认真地帮忙，他让刘学璿拿上自己的名片去找王云五先生，并在名片上写了推荐信，他说：

　　刘学璿先生(两年前曾作赵元任兄的助理员)著有《新式速记》一书，他很自信，很想由贵馆出版！我劝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许他寄之审查，至感。适上   廿四、四、七。

　　但结果如何呢？商务印书馆的审稿意见亦在鄙处，审稿人名顾复泉，他在意见中说：

　　刘君著作曾于上年九月寄来，请为出版，经审查以其甚有价值，惟因其历年教学结果未明，恐销路较差，余无多大问题。

　　王云五先生根据这个审查意见，写下了三个字：“婉却之”。胡适和王云五的私交很深，按理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答应出版一本书是没有问题的，但王云五不因私情，而更多地去考虑企业的利益这一点，倒也让人敬佩。

　　至于胡适先生旧藏《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我得到的经过，也颇为曲折。

　　大概是1997年秋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正在潘家园文化市场淘书，一个很熟悉的经营旧书的朋友说，有一本胡适先生题签的日本书，问我要不要。我对签名书不感兴趣，又是日文书，就婉拒了。中午与几个朋友就近在潘家园一家餐馆就餐，大家都把斩获的藏品展示，其中一友得意的从书包里小心地取出一册大开本精装书来，说：这是胡适先生旧藏，还有胡先生的题记呢！我马上反应出这本书就是上午提到的胡适先生题签的日文书。

　　这册《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由日本内阁书记官室记录课编纂，大正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印刷，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发行者大谷仁兵卫。印刷者井田耕治。发行所：帝国地方行政学会。扉页胡适先生的题记十分简要，但对此书的珍罕性和如何得此书的经历叙述极清楚：

　　内阁文库书目一册。此本流传甚少，虽狩野博士亦未得此本。我去参观时，托岩村成久先生再三求请，始得此册。胡适 十六、五、七。

　　看来这是一册极为难得的书籍，书品相极佳，虽为日文书，但只是序言为日文，所有各编均为中文，除了扉页胡适先生的近五十字题记，书中还有胡适先生批注多处。胡先生提到的狩野博士，名狩野直喜(1868—1947)，是“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日本近代的大儒，还是20世纪初期，敦煌文献研究这一新学术的创始人之一。如此珍本失之交臂，当时我的心里烦透了，午餐都没吃好。

　　时过境迁，又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一位在潘家园做旧书生意的朋友，和我商量想拿一本胡适先生题签书，换他不久前卖给我的1944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5卷合订本，说有朋友找。我当即叫他拿书给我，原来就是几年前与我失之交臂的那本胡适先生旧藏并有其题记的《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我当即同意交换。那册《毛泽东选集》是我替外地一书友代买的，因为太忙，还没有寄出。我马上打电话与这个朋友商量，他同意了，但条件是一定再帮他买和这套同样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遗憾的是至今这个许诺也没能实现。

　　在当时，我是不收钢笔书札的，又不喜欢签名书，自然对现有的两件胡适先生的钢笔手迹，不甚满意，一直在寻觅胡适先生的毛笔书札或书法。那时胡适先生的手迹线索很少，听到潘先生有藏胡适先生毛笔书法的消息，当即委托w君与潘先生商量可否把胡适先生的《贯酸斋的<清江引>》转让给我。过了几天，w君告诉我说，潘先生表示出了书之后可商量。

　　2001年6月，我收到了w君从上海寄来的潘先生编著的《百年文人墨迹》，这是潘先生委托w君送我的。我认真翻看了几遍这册《百年文人墨迹》，书中收录了大约一百三十来位文人墨迹。其中有黄裳先生旧藏24件，包括了胡适《录贯酸斋的<清江引>》。

　　按照起初的约定，收到图集后，我当即打电话给w君，问书已出，潘先生是否可转让部分藏品。w君说，潘先生已同意部分出让，并让我开列名单。我开出了十余种，内含李叔同的《归宗芝庵主结矛绝顶偈》、胡适《贯酸斋的<清江引>》、胡适《书赠于正先生》(两件的其中一件即可)。列的名单，后来成交了几种，但据w君说，潘先生说图录中的弘一大师的手迹和胡适先生的《贯酸斋的<清江引>》暂不转让。胡适《书赠于正先生》已被他人买去。现在回想，潘先生坚持不出胡适先生的《贯酸斋的<清江引>》，或许与他和黄裳先生的约定有关。过了几年，才得知这件胡适先生的《贯酸斋<清江引>》辗转到董桥先生那里了。

　　关于胡适先生赠给张充和夫妇的《贯酸斋<清江引>》怎么到了黄裳先生那里，我从w君那里听到的说法是：1987年张充和回国探亲时曾在上海和黄裳先生见过面，谈起胡适先生时，黄裳先生说他曾藏胡适先生墨迹，但“十年动乱”时销毁了。张先生当即表示，回美国后把胡适先生于1956年12月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张家寓所中所写的《贯酸斋<清江引>》寄送给他。十年后的1998年，黄先生的夫人重病急需资金，无奈之中就把家中的一些文人手迹转让给了虽为商人但也喜欢收藏书画古籍的潘先生，其中就有这件张充和赠送的胡适先生手迹。我记得非常清楚，w君对我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当时黄裳先生与潘先生是有“约法三章”的。其中一条是：不能往外卖，只能自己收藏。潘先生答应了黄裳先生之后，才成交的。结果是后来潘先生没有坚守当初的约定，黄先生闻知很是生气，曾写文章谈及此事，文中称其为“商人潘某”。此事既出，不断有文章或不解，或指责。笔者以为大可不必。这里或许有对收藏家误会之处，圈子外的人会以为收藏家都是有钱人，特别是像黄裳先生这样的老一辈收藏家。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收藏家都很富有，有句话说得好，叫作“收藏家都背着一身的债”，意思是说，收藏家因为见到自己喜爱的物品不管手头有钱没钱都要尽量买下来，然后再去想法子还债。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家，大概多数是这样的。今非昔比，现今拿上亿元去买艺术品的人真的有不少，但这些人不一定是传统上的收藏家。也因为这些个真有钱的人杀进了藏界，进入了拍场，真正视藏品为生命的，大都黯然而退了。既然把藏品视为生命，那么收藏家假如不是遇到非常的事情，一般不会卖自己的藏品。即使必须要卖，也是要反复斟酌，究竟卖掉哪些藏品，是件很纠结的事。我在前年就遇到了难事儿。儿子准备结婚看好了房子，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太多的现金，为了不让孩子着急，我决定卖掉一些藏品。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反复挑选欲卖的藏品，结果是把那些大件的文人书画作品卖掉了一些，而书札几乎一件也没出手。为什么呢？因为我最钟爱的藏品是文人书札。由此，我可以想象黄裳先生为什么卖掉了包括张充和转赠给他的胡适先生的《贯酸斋的<清江引>》的一些书法作品，因为他是一位古籍善本专家，他更加喜欢的是所藏的古籍善本。基于此，我看对黄裳先生的选择应该理解。

　　话题转回来。这些年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件影响很大的胡适先生书法作品之外，还有零星的胡适先生手迹出现，多为书札。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有一通胡适先生致张宗祥书札，内谈为单不庵编纂遗著之事。估价为3万至5万元，成交价为7.475万元，纵观以往拍场拍出的胡适先生书札，价位也属高的了。2011年拍出的胡适先生手迹，还有中国书店秋季拍卖的一件胡适先生写给沈性仁的明信片，寥寥数语也拍出了2万多元。

　　由于历史的原因，胡适先生留存大陆民间的手迹原本鲜见。再加上藏家因喜爱不轻易出手，影响了胡适先生手迹在市场上的“流通”，市场鲜见，自然价格越来越高。也因为此，我改变了只收藏文人以毛笔书写的手迹的习惯，本文提到的那两件胡适先生的钢笔手迹，已列为敝寓重要的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