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0日,陈逸飞逝世整整一年。
4月9日,上海宋庆龄陵园,陈逸飞遗孀宋美英在陈逸飞墓碑和雕像落成仪式上,失声痛哭:“逸飞,如今你未了的心愿都已了却,无论遇到多少艰辛,无论我的心有多痛,我都会带好我们的孩子,逸飞你放心地安息吧??”
对于陈逸飞来说,或许最能告慰他亡灵的就是《理发师》上映。为了纪念陈逸飞逝世一周年,原定于4月28日在全国上映的《理发师》,4月9日在上海举行了特别纪念献映。
“有时候,我很恨这部电影,是它直接地夺走了逸飞的生命。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支持着逸飞一定要把这部片子拍完。也许,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也许,是他要把这部片子做出来给别人看,即使波折再多,他要做的事情也一定要做到。《理发师》很快就要公映了,但我是不会去看的,虽然他是逸飞的心血之作,可一看到它,就让我想起了逸飞。它让我伤心。如果没有《理发师》,逸飞不可能这样早就离开我,也不可能抛弃孩子一个人走了??”面对即将上映的《理发师》,宋美英在4月8日出版的《逸飞视界》中这样写道。
陈逸飞已经走了,他给友人留下了思念,给中国绘画留下了遗憾。
画家陈逸飞。1991年,以一幅《浔阳遗韵》拍得137.5万港元,破华人画家油画拍卖最高纪录;1997年,他的名作《罂粟花》又拍出387万港元的“天价”,再创华人画家拍卖纪录。随之,陈逸飞与世界顶级画廊——英国玛勃洛画廊签约,成为迄今为止与之签约的第一位亚洲画家。从1991年至1997年的6年间,在香港佳士得、速富比、北京嘉德的18次油画专场拍卖中,陈逸飞13次跻身十强,10次拔得头筹。他生前的油画拍卖总价创造了4000万元的纪录。就在陈逸飞绘画艺术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突然宣布淡出画坛,“进军”商业和电影业!这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但陈逸飞却义无返顾。
商人陈逸飞。短期内,就创造了他的“逸飞王国”:逸飞服装、逸飞模特公司、逸飞广告、逸飞环境艺术、《青年视觉》杂志……陈逸飞将自己的“画笔”延伸到各个领域。“逸飞”成为一个品牌,名下资产过亿。
导演陈逸飞。1994年成立逸飞影视公司,先后拍摄电影《海上旧梦》、《人约黄昏》、《逃亡上海》,最后因为《理发师》而累死在片场。
他本来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代大师,但是他却走出了画室。他的“改弦易辙”、“扬短避长”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迷惑和猜测:有人说,本来已是画坛班首,何必去影坛争锋?有人说,丢了西瓜拣起芝麻,最终片场殒命实在不值;有人说,放着大画家不当,而去当“苦力”,实在是有些愚蠢;也有人认为他太爱出风头,太好高骛远。
陈逸飞带着他的遗憾,带着一堆问号,匆匆离世。他留给这个世上的除了悲痛、惋惜和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其亲创的“视觉王国”所带来的巨额遗产。从他过世起,就不断有媒体对陈逸飞的遗产问题追踪不休,但因其家人始终持回避态度,遗产悬疑至今没有结论。记者历时半年,走访了陈逸飞的家人及部分生前密友,听他们讲述陈逸飞留给他们的“另一种遗产”。
长子陈凛：“父亲留给我一笔无形资产”
2005年8月,距离陈逸飞逝世四个月,媒体对于陈逸飞逝世的后续报道仍炒得沸沸扬扬。据说陈逸飞长子陈凛接到媒体电话,都以无可奉告作答,有时甚至立即挂断,拒绝回应。记者抱着忐忑的心情,接通了陈凛的电话。在说明报道意图后,陈凛从最初拒绝接受采访到表示可以考虑,并答应在第二天给记者答复。
8月23日上午9点,在陈凛准备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前一天,他邀请记者来到陈逸飞位于上海虹桥新世纪广场的住所。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你会有一个视觉上的大跳跃,不愧是艺术大师的家,连楼道都独具匠心,长椅、木凳和别致的墙面设计,立刻把你带入“逸飞”的视觉空间。进门后,一位阿姨正在忙着打扫,看样子这里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陈逸飞的家上下两层,登上旋转楼梯,你能透过全透明的玻璃屋顶直接看到天空。还有可自动开合的墙壁,里面是一个温馨的小音乐厅。虽然家里大到餐桌、沙发,小到木凳、花瓶,全是难得一见的工艺品,但让记者遗憾的是,每一件东西你都很难“嗅”到逸飞先生的气息,像是一个等待出售的样品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这里是父亲专门用来招待朋友和接受采访的地方。他很怪,每一处住所他都精心设计,但自己却又很少居住,似乎他享受的只是设计的过程。你可能很难想象,父亲住得最多的地方是宾馆,虹桥宾馆老式的平房紧接地气,那是他的最爱。”
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和陈凛谈话,你看不到他太多的表情,也猜不到他的内心活动,就是认真回答每个问题,你问他答,仅此而已。陈凛说这和自己的性格有关,“我曾经在美国华尔街做过三年的融资工作,从那里出来的人都非常理性,甚至像个工作机器。所以,我回国和父亲经营‘逸飞’很有意思,我们的做事风格南辕北辙,是完全两种性格的人。很多时候我用市场说话,父亲用艺术说话,我们在前进中寻找平衡点和共同点。”
陈凛和陈逸飞接触最多的时间反而是近几年。陈凛为陈逸飞与前妻张芷所生,小陈凛刚满6岁,父亲陈逸飞就踏上了留美的道路,陈凛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等到陈逸飞有能力将儿子接到美国时,陈凛已经15岁了,在美国还多半住校,和父亲聚少离多。“其实,以前我挺怕他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总是说你这方面做得不对,那方面考虑得还不成熟。有时觉得在父亲面前,我永远都是错的,永远都做不好。以往父亲是董事长,我是执行董事;父亲是总策划,我是资源整合者。但今天当父亲离开了,我突然间必须要面对那么多的事情。我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提醒和督促了,才真正体会到他良苦的用心。刚到‘逸飞’做事时,父亲把我的办公室安排在门口,所有员工和来访者进入公司,我总是第一个看见。今天想起来,父亲是要我学会‘读人’。只有阅人无数,才能有见识。父亲当年的每一句忠告,现在都成了我最珍贵的无形资产。”
陈逸飞逝世时,距离他的60岁生日只有两天。陈凛一直在策划着怎么给父亲过六十大寿,但陈逸飞却没有等到那一天。如今再提起这件事,陈凛的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父亲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他太投入了,他24小时都工作。医生曾警告过他,说他肝不好,要他静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父亲甚至认为工作就是休息。《理发师》重新开拍后,我曾经三次去片场看他,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每一个镜头都要拍十几次,重要镜头还要用卡片画下来,我想这就是父亲的性格。即使没有《理发师》,父亲这种工作状态早晚都会出事情,父亲是累死的。”
在所有介绍陈逸飞生平的文字中,总会提到哈默赠画给邓小平的事。很多人因此认为,陈逸飞的成名、发迹和哈默、邓小平的会面有着些许的联系,记者趁机问陈凛。陈凛告诉我:“1985年，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博士访华,有着犹太民族背景的哈默将油画《家乡的回忆——双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非常高兴。哈默说,‘这幅画是我收藏的,画家是你们中国的陈逸飞。’至今这幅画仍然挂在邓小平的家中。”
陈逸飞曾把自己在美国的这段经历,当作最好的教材讲给儿子听。“1980年,父亲怀揣38美元自费留学美国。刚到美国时,他靠给杂志画插图和到博物馆修补名画赚钱,但每次经过哈默画廊时,父亲都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要在这个顶级画廊办展览。其实这里面也有些内幕,今天我可以透露。很多人认为,父亲很幸运,竟被哈默选中了,他从此声名大噪。父亲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一个并不很有名的中国画家,是不可能被哈默博士看重来办画展的,而且当初哈默并不认识我父亲。最初是父亲想尽办法先找到哈默,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哈默单项的,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
画毛泽东也要另辟蹊径
2005年底，记者有幸见到了陈丹青先生。陈逸飞走后，陈丹青先生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逸飞的性格、活动能力，可以让他在多个领域长袖善舞，美术界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只是，他走了，从此上海少了一个话题。我相信，中国的艺术界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陈丹青与陈逸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5年前。“那时正值‘文革’初期，上海油画圈的唯一中心就是上海油雕创作室，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可以算得上是公认的画界三才子。他们三人中，陈逸飞排老三，虽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很努力，后来居上，作为上海公认的三大才子之一，谁都想认识他。”
陈丹青第一次见到陈逸飞作画，竟被吓得退了出去。“因为那场面太让人激动，太神圣了。很大的一个画室里，陈逸飞站在一块画布上，观察自己的新作。没想到那么有名的一个画家，看起来会这么年轻，像个高中生，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逸飞匆匆地瞄了我一眼，又继续作画，但是这一眼却把我吓得再次退出画室。我记得陈逸飞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的小青年画画都很不错嘛，下次再来玩啊’。后来我们熟了，我渐渐成了陈逸飞画室里的常客。”
陈丹青说，青年陈逸飞身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要了解这些，一定要找到魏景山、韩辛和黄英浩三人，他们是陈逸飞青年时期的好友，也是当年上海画界的干将。这可给记者出了不小的难题。上世纪八十年代，魏景山和韩辛纷纷留洋，至今还居住在国外。几经周折，记者碰巧在韩辛位于上海巨鹿路的住所，见到了刚刚回国的魏景山、黄英浩。
谈起陈逸飞早期代表作《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他们三人都记忆犹新。其中，《占领总统府》是陈逸飞与魏景山共同创作的，如今还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魏景山回忆说，当时准备创作这幅画时，要先用泥塑把人物塑出来，再进行绘画。“陈逸飞在具体雕塑上很讲究，有一点不满意都不行，画中战士们站的台子，都是陈逸飞用泥塑一点点做成的。不仅如此，士兵手里的武器，都是真枪实弹，至于逸飞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又是从哪里借到的，大家都不得而知。”韩辛的印象也非常深，“因为里面涉及的人物很多，为了形象逼真，油雕室的人都被逸飞列入模特范围，就连一位清洁工，陈逸飞也不肯放过，只要认为和自己创作人物相似的，陈逸飞就会想尽办法说服人家来做模特。”
韩辛说陈逸飞有很多过人之处。在那个特殊时期，大家最常画的就是毛泽东和鲁迅。对于这两个人物，大家的画法都大同小异，但陈逸飞即便是画毛泽东，也要另辟蹊径。“陈逸飞是个非常细致的人，他请来模特扮毛泽东。一般人根本想不到，陈逸飞早就准备好了一把小椅子，让模特站在那上面，他说这个角度能更好地突出毛泽东的伟岸和高大形象。”韩辛开玩笑说，陈逸飞有一幅很有名的《鲁迅》图，后来被某艺术馆收藏了，韩辛看到后窃笑，因为那个鲁迅就是他扮的。“当时陈逸飞找不到模特，他就给我做工作，让我穿上长衫扮鲁迅，因为鲁迅身材瘦小，和当时的我差不多。他画画特别认真，要选清晨某一刻的光线，正好照到窗户时才能画，阴天不行，错过了时间也不行，折腾了我几天才算是画完了。”
韩辛认为陈逸飞很有先见之明：“当年虽然政治环境不好，但是大家都特别刻苦，所以很多画家在那时都创作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作品。但是，大家没有什么保存画的意识，也不知道它能卖钱，所以很多画家画得非常好的画都遗失了。只有陈逸飞非常聪明，“我记得很清楚，他出国的前一天还叫着我去帮他运画。我夹着一大摞陈逸飞的画，包括最后很有名的《黄河》。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不小心把他的画折了一下，他心疼得大叫。后来很有趣，他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我看到他展出的《黄河》，好像有道折痕，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还说呢，估计就是你这小鬼当年用胳膊给我夹的！’”
当年能想到出国深造的人很少，陈逸飞可以说是第一批。他想到了，就要做到。但是凭借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出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更何况当时陈逸飞的外语也不好。即便如此，陈逸飞当时还是告诉韩辛，他一定要去纽约，因为美国的纽约就像中国的上海。“当时陈逸飞提着一只箱子，身无分文。他坐硬座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去香港。他当时生活非常艰难，只好先找一份工作，在香港的酒店里给人家画肖像。就这样慢慢挣了些钱再去美国。到纽约后，陈逸飞开始住在很穷的皇后区。我后来去美国时，是在他家的躺椅上过的夜。”
即便有一毛五分钱，也要张罗请客
魏景山和陈逸飞是上海美专的校友，后来两人又一起在上海油雕院工作。在他的印象中，陈逸飞还戴着红领巾时就考上了美校。虽然陈逸飞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在政治上非常要求进步，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他很有头脑，那个年代没政治就等于没头脑，他后来成了党员，除了绘画以外，政治活动也积极参加”。
魏景山说，当年谁要是敢为挣稿费而画画，那就有资产阶级嫌疑。当年我们的生活很单纯，成天就是想着怎么提高画艺，每个月只有50多块钱的死工资。“当时大家都很穷，陈逸飞也是，许多画家都穿得很随便，而且会因为画画涂得很脏，可是陈逸飞不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蓝衣服，给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双棕色皮鞋，他非常喜欢，当宝贝。他的上衣款式在当时很新颖，估计是他专门找人做的。他很注重形象，不会像其他人身上涂得乱七八糟，他永远都穿得干干净净，但总是那一身衣服。陈逸飞当时家里非常小，总共就8平米。”
韩辛感慨地回忆：“当年陈逸飞的‘外交’活动非常多，有一次他接受采访，当时我有一件姐姐打的毛衣很时髦，他非常喜欢，让我脱下来借他穿。很多年后，他出名了，在国外办了一个画展，我看到人物介绍，就大笑起来，简介上那张照片还是穿着我的毛衣照的。还有一次，我与陈逸飞从南京中路老美术馆出来，时值盛夏，我俩热得汗如雨下，我摸遍口袋只有两分钱，陈逸飞也只有两分钱，两人合买一根赤豆棒冰。我建议一人咬一口，陈逸飞却表示‘猜东里猜’（“石头剪子布”）决定归属。结果陈逸飞胜，棒冰由他独享。他的运气总是最好，然而偏偏走得最早。”
黄英浩1969年与陈逸飞相识，当时他是《文汇报》的美术编辑，经常向陈逸飞约稿，两人交往密切。黄英浩说：“那时候好像形成了惯例，无论从哪里来的画家，到了上海一定要来上海油雕院，而且一定要找陈逸飞。其他画家都是一门心思地作画，但逸飞很善于交际。应酬最多，自然花销也比别人大。别看陈逸飞现在每幅画都能拍出‘天价’，当初的他可是丢了自行车都痛不欲生。我对陈逸飞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骑着辆破自行车，到处跑。那时候有辆自行车很不得了，很贵重，陈逸飞把它当宝贝，有一次他的自行车丢了，他急得差点哭，后来天天想办法找关系，托人帮忙找。”
黄英浩很佩服陈逸飞的一个优点，就是对人非常热心，也喜欢把朋友们聚在一起。“他家当时很狭小，可他常叫来一帮朋友一起在他家里画画，研究艺术，逸飞的家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工作室。陈逸飞非常慷慨，总是抢着请客，那时候他很穷，还经常向我借钱，但即便他身上只有一毛五分钱，他也会张罗着聚会请客。”
当年上海滩的这几位青年才俊，之后都陆续出国深造，直到2005年，他们才找到了一次可以团聚的机会。陈逸飞也知道这一消息，大家约定一同参加。但是非常遗憾，准备聚会的时候，却听到了陈逸飞去世的消息。老画家们的聚会如约举行了，而聚会的重点却变成了看陈逸飞逝世的电视报道，所有人都感慨万千……
借来发霉服装，画成了《浔阳遗韵》
黄英浩和陈逸飞，在他们相识的三十多年中，踏实稳重的黄英浩更像是陈逸飞的“内参”，逸飞画画，黄英浩是美术指导；逸飞拍电影，黄英浩是艺术总监。黄英浩陪伴陈逸飞走过了他艺术道路上的每一个历程。“逸飞开始在国外条件并不好，他每次回国，都会来找我切磋技艺，每次我都到处找地方给他画画，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采风。当时我们发现有个水乡（现在的周庄），那里的风景特别美，但那时不叫周庄，只是一个小镇，交通很不方便，我们每次都要坐小船才能过去。陈逸飞在那里画了很多水乡景色，其中就有《故乡的回忆--——双桥》。这幅画不但成就了逸飞，也成就了周庄，让周庄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
黄英浩说，在哈默画展后，陈逸飞经济宽松了许多，回国的时间越来越长。1991年，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浔阳遗韵》，以137万港元打破了在世华人画家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这幅画就是他在上海创作的。逸飞最初想画一些明清时代的作品，他一直以画人物见长，逸飞的构思经常是在飞机上完成的，走到哪里都不停地画，我也给他找了很多素材。谁能想到，这幅价值连城的《浔阳遗韵》侍女图，看上去很美，而模特身上穿的服装，却是逸飞想尽办法，从上影厂那里借来的，那些衣服甚至都发霉了。这些在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破衣服，却被逸飞画得美仑美奂。”
“我落难时，逸飞哭了足足半个小时”
在陈凛的印象中，陈逸飞生前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光，就是和陈邦可在一起。通过陈凛的引荐，记者找到了陈邦可。陈邦可是上海锦海捷亚国际货运公司董事，也是业内知名的艺术收藏家。陈邦可是个日理万机的人物，记者的电话跟随他从深圳到欧洲又到日本，最后终于在上海和他见面。
记者的到来让陈邦可的秘书大跌眼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陈邦可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但是因为陈逸飞，陈邦可破例了。
陈邦可是陈逸飞近15年来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国外偶遇，陈邦可是先认识陈逸飞这个人，后来才开始收藏他的画。但是，即便友谊非常深厚，陈邦可也不从陈逸飞手中直接买画，以免出现讨价还价的场面；他收藏陈逸飞的画多半是从拍卖行拍得，但他也不会告诉陈逸飞。在陈邦可家，陈逸飞经常会惊讶地大叫：“呀！我的画竟然在你这里！”正是这样，他们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友谊。
所谓患难见真情，陈邦可至今难忘自己在人生的最低谷时，陈逸飞给予的帮助。“前些年我在工作中出现了些问题，当时的情形很不乐观，我的情绪非常不好，很多周围的朋友都疏远我了。但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逸飞见到我时，看到我当时的状况，他竟然扑上来抱住我痛哭不止，哭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是个性情中人，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帮我照顾家人，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对待友情十分忠诚。”
在记者的采访中，陈邦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逸飞去世后，笑谈逸飞的人。“逸飞是个非常单纯非常即兴的人，经常心血来潮便义无返顾。2000年的一天晚上，我和陈逸飞碰到一个从俄国回来的朋友，那个朋友眉飞色舞地给我们描绘俄罗斯的风光。就那么一刹那，陈逸飞起身拉着我说‘走，去俄罗斯！’我以为他开玩笑。没想到他强拉着我第二天就办了签证，然后跑到莫斯科。因为我们不会俄语，也没去过，什么准备都没有。下了飞机也不知该住哪里，突然看见一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凯宾斯基’，于是就去了。他永远都是这样，一次聊起北京人斗蟋蟀，他很好奇，马上吩咐人分头去买来，立刻就要斗斗看。”
“逸飞是一个永远的乐天派，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画廊，邀请我和逸飞去做客。逸飞很‘坏’，朋友突然有事出去了，逸飞乘机把他画廊的画全搬走，然后在画廊门口挂了个匾，名字改成——某某面馆。朋友回来简直是气疯了，这就是陈逸飞。他有得意的时候，但也有失意的时候。打高尔夫是他最可怜的时候，他的球技太差，我们几杆出去就已经在很远的山丘上了，你向回看，能看到他还在原地一点一点地抡杆，还非常认真。虽然他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但他绝不会耍小聪明，偷偷跑远一些，他会耐着性子坚持到底，这就是逸飞”
说起陈逸飞，陈邦可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每一个情节，好像和陈逸飞的那段经历，就发生在昨天。陈邦可的秘书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做着国际生意的大老板，目前还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陈邦可乐得合不拢嘴：“那时候我搬新家，200 多平米的房子，非常多的房间。陈逸飞说他来给我设计，我非常信任地听他摆布，结果他把屋子的墙全部敲掉了，变成了一室一厅，后来我还因此被罚了不少钱。”
“他第二次‘害’我，是给我硬安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壁炉。有一天我出去办事，陈逸飞在我家摆弄壁炉，结果我回家一看，天哪！全是烟，以为着火了，人都是大黑脸。只设计壁炉，却不考虑安烟囱，这样的事情只有艺术家能做出来。”
陈邦可手舞足蹈地讲着他当时的救火经历，大家也都被他的情绪所感染，笑得前仰后合，似乎忘记了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已故的人。这时记者却很不识相地多了一句嘴：“逸飞走了，你孤独吗？”陈邦可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但他仍面带微笑：“听到逸飞去世的消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很巧合，竟然也是去参加一个好友的葬礼，那位好友也是画家，也是突然去世。当时陈逸飞还很感慨地对我说，生命太脆弱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可没过多久，我又送走了逸飞。你看，我手机里现在还存着他的电话号码，有几次我还不自觉地打电话约逸飞,可是,没有人接……”陈邦可在找陈逸飞电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你看,这是他的号码,我永远都不会从手机里删掉,他仍旧活在我的周围，他还会和我旅行、听歌剧……”
才子陈逸飞走了。他给中国艺坛留下了荣誉，留下了美，留下了色彩。当然，像所有名人一样，他也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和谈资，甚至是身后的麻烦，例如遗产官司之类。活着的人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感恩、感激和感谢，因为世间假如从来就没有陈逸飞，我们的生活不但失色不少，而且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遗产问题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蒙田曾说，“死在战场上，远比死在床上来得悲壮。”和平年代，已经没有了战场，陈逸飞死在了他所热爱的岗位上，但并不是谁都能死在岗位上的。仅凭这一点就足可以震撼我们。陈逸飞60岁的生命，是创造性的生命，是被艺术和事业充分燃烧过的生命，燃烧过后的灰烬里，只有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