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霍尔鉴定委员会解散了，从去年10月起不再接受鉴定申请。巴斯奎特鉴定委员会也将于今年9月停止运作。你不必非得是火箭科学家，也能理解其中的原因。这项工作原本十分有趣，待遇也不错。但乐趣逐渐不见了。

　　艺术市场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小型的、充满活力的群体成长为现今500亿美元规模的产业。各类鉴定委员会原本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应时而生的，而今，伴随着市场的疯长，他们似乎有些疲于应付。

　　专家面对赝品如坐针毡

　　最让基金会头疼的问题是那些被鉴定为伪作的收藏者的诉讼。比如说，沃霍尔基金会去年为了打发收藏家乔·西蒙花费了700万美元，后者在自己那件沃霍尔签名的作品被否定后，起诉鉴定委员会为了哄抬沃霍尔作品价格而故意否认很多真迹的价值，他甚至创办了一个叫做“我的安迪·沃霍尔”的网站向全世界人民控诉。巴斯奎特的作品不像沃霍尔那么多，而且许多都有记录。但鉴定委员会的工作在这几年中依然不乏争议。拥有很多件巴斯奎特的Alberto Mugrabi愤愤不平地说：“鉴定委员会就是不想对伪作负责任，如果有人拿一件赝品摆在委员面前，他们就会觉得如坐针毡。”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钱的事情，卷入诉讼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当Dedalus基金会一年之前还信誓旦旦认同科威特公主等来源的马塞维尔作品是真迹，一年后又不得不推翻自己的结论，你可以想见他们脸孔上的尴尬。

　　鉴定一件艺术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很多艺术家都有全作品目录。这些卷宗记载着所有被认可艺术品的相关资料，包括照片、流传、展览历史等。但即便是这样的艺术品也有可能是伪造的。鉴定委员会的职能，就是不管艺术家有没有相关的著录，都得证实一件作品的真伪。

　　而今，当大量鉴定委员会结束运作，市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艺术商大卫·纳什在去年的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IFAR)的论坛上表示，总体而言，艺术世界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因为藏家面对的作品，大部分在全作品目录上记录在案，其余的鉴定委员会也已经证实过了。既然以前没有鉴定委员会时，艺术世界运转正常，那么以后，也将会如此。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对于高端藏家或许并没有很大影响，像巴斯奎特的作品或许十之八九都已经被著录登记在案，但是大批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就没有那么完备的研究了。谁能保证市场上不会充斥大量伪作？谁能为买家辨别真伪？

　　古代大师市场而言，伦勃朗研究计划在进行了42年之后中止，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数百件作品判定为伪作。最惨的是哥本哈根的一家博物馆，20世纪初期他们拥有10件伦勃朗的作品，而最后，只有1件被判定为真迹。伦勃朗专家舍莫尔·斯理服因此嘲讽地表示，“他们再继续运作下去，伦勃朗这位艺术家是否存在都要打上问号了。”然而，此后出现了一系列将已被证伪的作品翻案的风潮，对伦勃朗作品市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丁托列托是另一位被大范围重估的艺术家。468幅纳入研究范围的作品中，有148幅被剔除出去，而另外有16幅原本被认为非丁托列托的作品却被认定为艺术家真迹。进展至此，两位专家还没有开始进入肖像的研究。

　　大画廊也有倒闭的一天

　　有些人认为从一个可靠的画廊或拍卖行购买艺术品就安全了，画廊或拍卖行会做出尽职的调查，如果画作被证实是伪造的，买方也会得到应有的赔偿。但很多购买都是老一代艺术商经手的，当时艺术家整个职业生涯的作品都交付特定的艺术商，后者对于艺术家了若指掌。当这批艺术商逐渐老去，画廊对艺术家的了解随之减少。

　　前几年，如果你想买一幅德库宁的作品，他的作品由阿兰·斯通代理，可以直接联系斯通先生，他会查询销售记录，也许很可能还记得当时的交易情形。然而，如今斯通先生已经不在，我们依赖的那些知识也不复存在。

　　去年12月，现居伦敦的收藏家拉格朗日状告诺德勒画廊和它的前艺术总监安·弗里曼涉嫌造假一幅1700万美元的波洛克作品。至少有四个独立的个体夹在买家与卖家之间：拉格朗日的两位代理商，诺德勒画廊的弗里曼、以及代表神秘的墨西哥裔卖家的艺术商洛塞斯。水晶桥博物馆的David Houston说道：“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大量中间人，担当着顾问、商人和捡漏者的角色。”

　　在这笔交易中，诺德勒画廊所扮演的角色无疑促进了拉格朗日对这幅要价1700万美元波洛克画作真实性的信心。画廊里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纽约画派的画家，还有他们积年累月建立起的信誉直接让他们的建议带有了权威色彩。画廊在11月30日突然决定歇业确实让行业里的很多人感到惊讶。“这或许能对人们有些警醒，就算有着165年历史固若金汤的老画廊也会有停业的一天。”艺术商Richard Feigen评论道。

　　伪造来源的各种方法

　　如果没有鉴定委员会的判断，我们也许可以检视其来源，不过这方面未必会提供可靠信息。很多时候，你仅仅只能知道来源于“私人收藏”。这很好理解。一个艺术商遇上了一个收藏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品出手，而艺术商并不会与整个艺术界分享他的客户信息。因而，如果你看到一件作品的流传由一串“私人收藏”组成，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意味着这件画作是伪造的吗？当然不是。有时候，如果一串名字都是没有听说过的，那也很像伪造的，不是吗？然而，即便你幸运地联系到了来源上的某一个家族，他或者她很可能不记得自己的祖父曾经收藏过哪件东西了。

　　大都会博物馆前任馆长托马斯·霍文曾经说过：“来源就是个笑谈……它来自这里、那里，曾经送给王子、公主。瞎扯。这些都可以是伪造的。”

　　当然，即便在书上见到了那幅你有意购入的画，也并不代表一切无可置疑。有一些古老的方法，比如“接出”和“接入”。假设某人拥有一幅真迹，他拿去给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复制，然后自己保留了真迹，把复制的那张，连同原本的来源小纸条送去艺术商那里转卖。这种做法就是“接出”。“接入”的经典案例也许能在《来源：一个骗子和一个伪造者如何改写现代艺术的历史》中找到。伦敦骗子约翰·德鲁威找人伪造了一系列绘画和素描，包括贾科梅蒂和尼克尔森斯，都在40万美元以内，恰好在市场的雷达不太警觉的区域内。他伪造了一份来源单据，偷偷将之塞入泰特美术馆及V&A博物馆的图书馆中。这样，当有人前来查询来源时，便可获知这些作品都是记录在案的。

　　好的赝品依然在墙上？

　　如果检查来源只是一种不太靠谱的方法，那么科学呢？通过颜料和画布的种类可以分析出这是否一件真迹吗？现在还不行。你很少会发现不合时宜的材料出现，科学的测试非常昂贵，况且，艺术家本人常常会运用不同的材料，没有定则，科学的研究很难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甄别方法。

　　《艺术市场检测》的发行人Marion Maneker认为，“专家是市场极度渴望的、能够提供成熟监管的唯一人选。”依赖其编写出值得信赖的大师作品分录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的另一重要支柱。但是，这个领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在那一组关于弗兰西斯·培根画作的案子中，学者的含糊退却表明现在专家对昂贵诉讼的害怕，以及羞于在公共场合表明立场，不再去评论一件艺术品的真实性与否。

　　鉴定委员会的退场将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或许，大多数人愿意花更多钱购入已经经过认证的作品，或许，很快就会有新的鉴定机构出现。即便如此，我们对于艺术品的真伪依然没有确然的把握。想象一下，如果达明·赫斯特的圆点画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伪作，一切将会怎样？(有传言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伪作了。)他毕竟只画过那么几幅，他有一次甚至表扬自己的助手瑞秋·霍华德说，“她很聪明，太聪明了。你能拥有的最棒的圆点画其实都是她画的。”

　　他能从1500幅霍华德等助手作品中挑拣出伪造的一幅吗？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纽约大都会馆长信奉一句话，“我们该意识到我们只能谈论那些糟糕的赝品，”他说，“好的那部分依然挂在墙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