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假”色变的今天，我们就以占艺术市场成交份额最大的古代、近现代绘画作品为例，重申“假画”的范畴与意义，为收藏家与投资人抽丝剥茧，挖掘其背后的投资潜力。
随着艺术资本化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艺术品，变身为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其高报酬率不断吸引着大量资金投入艺术市场的洪流之中。但艺术品的“真”与“假”，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决定着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成与败。
假画的前世今生
假画，又称伪作或赝品，是指非画家本人实际创作，却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四种形式 ——摹、临、仿、造。摹，在原作上拓写，采用先勾勒再填色的方法，力图与原作一致；临，指看着原本的构图、笔法大意而制作；仿，指仿学某人笔法结构，在没有蓝本的基础上，凭自己想象制作假画的方式；造，属于臆造的范畴，在整个造假过程中，完全不考虑仿造对象的艺术特色，凭自己意向天马行空地制造假画的方式。
造假，历代皆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政治需求、个人喜好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或个人、或群体、或区域性地生产假画。早期，古代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以人物为主，且内容多为劝诫、警示之用。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曹植在《画说》中就曾写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绘画作品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历代统治阶级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地组织临摹艺术作品，并将其赐予众臣及各地官员，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古玩、字画以及当时创作的艺术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充斥整个艺术市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其中，“苏州片”成为赝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艺术、历史价值在造假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传世赝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方式，它们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绘画教育方法下产生，并且不具功利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就产生了诸多临摹作品。画院，官署名，在中国古代宫廷掌管绘画。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徽宗颇具绘画才能，为画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要求画院画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例如现藏台北“故宫”的黄居寀《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假画也进博物馆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与征集对象也一定与其职能相符。而藏于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张宣《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它们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师友代笔之作，皆属假画的范畴，却都进入博物馆并成为镇馆之宝。这些旧时名家高手的仿品及代笔，谁能说它们没有收藏价值呢？
名家仿名家——最具收藏价值
对某些画家的画，仿其风格去创作，然后签其名款印鉴，这种仿制现象，仍属于假画的一种。在过去，往往某书画家的作品行情特别好时，大批仿制者就蜂拥而至，专仿这一家笔法，如清代的王石谷等，就会出现专仿其画笔法的仿制者，他们不但临制这些名画家的画，而且也能根据这些画家的笔法自由发挥去创作。一般这种情况，以儿子学父亲、门生学老师居多，也有作坊中的徒弟在师傅的指点下专学某人的。但在众多传世仿作之中，从投资的角度看，最有投资潜力的赝品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伪作”。
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乱真。其中，最负盛名当推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叶浅予语)，因而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曾骗过当时国内不少知名的鉴定家，并在民间流传了许多趣闻轶事。据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收藏家)先生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著名鉴定家、书法家张葱玉偶然在一间房内看到四周挂满历代书画，经张葱玉仔细辨认，皆为大千仿作。张葱玉表示，假若有人将其中的画当真的卖给他，他是会吃进的。他并预言，张大千伪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将来凡是署名张大千的画，必定会大涨价。张大千门人何海霞也是造假高手。当代大师黄永玉曾写过《鬼手何海霞》一文。之所以称其为鬼手，是指何海霞仿老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乱真的程度。由此可见，名人仿名人的艺术作品虽是赝品，但其艺术价值颇高，也值得买家关注与收藏。
旧时高仿艺术品值得关注
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还有大量旧时高手仿名家的高品质赝品。这些赝品虽然在当时乃是造假者牟利的产品，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裱，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例如，明代的“苏州片”就是高手仿名家中的精品之作。
明代，吴门画派的兴盛，为苏州当地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书画造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大成时期。随之出现了一批具备绘画技能的人，他们专以制作假画为生。为了提高造假的水平和门径，这些造假团队开始分工合作，有人专攻书画，有人专攻印章，有人专攻树木，有人专攻山石，大大提高了造假水平。最后，这些造假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书画的复制行业。他们所生产的复制画，后来被称为“苏州片”。而这种书画作伪的区域性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一书就曾有这样的描述：“明清时代造假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在明万历到清代中期(公元1753-1820年前后)的苏州。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代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他们所造的假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苏州片数量多，流传范围大。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藏有苏州片作品，流传海外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伪作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印玺。可见，这些伪作曾混入清宫，骗过了皇帝。
今天，苏州片仍在各种拍卖、展览、鉴定等艺术品相关场合频频出镜，且多半会令人惊叹！它们逼真之极但绝非真迹，却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而今流行的高仿工艺。这种摹制品，是遵循一切遵照原迹的绘画法则，而不掺杂他人个性的原作副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专家金运昌指出，千百年来，这一部分伪作在学术界往往被列入到真迹当中，就是在鉴定工作中也是另眼看待。而从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观察，纸绢寿命大约千余年，到寿终之时，保存得再好，也会自然消失，这种逼近原作的复制本能取代原本的功能，有继承原本传世的历史意义。
被视为真迹的代笔之作
代笔，是造假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代笔是在本人授意的情况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有时甚至是本人参与的参半代笔。一般情况下，画家因太忙而无暇应酬，或不愿意应酬、应酬不了而请人代笔。历代的画家们多是学生、故旧、家人为其代笔。明代画家董其昌，因身处松江画坛主帅位置，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当求画者络绎不绝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让他的学生及弟子、画工们代笔。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和启功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都明确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之多，即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赵洞、叶有年、李流芳、王鉴等人。藏于天津文物商店的《倚松阁图》轴即沈士充代笔。同样，吴昌硕书画名声大噪，晚年求画者甚多，忙不过来时，花卉就请他的弟子赵子云代笔，山水、人物请王一亭代笔，然后由自己落款。历史上，也有学生名气大过老师后，老师又为学生代笔的情况。据说唐寅为周臣学生，唐寅出名后，应酬不过来就由周臣为唐寅代笔，藏于台北“故宫”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即为周臣所作。
中国美术史上还存在一种代笔的特殊现象，原画作者出于自我欣赏，为留名后世而假以他人之手，如宋徽宗赵佶的代笔就是如此。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 “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由此可知，传世的赵佶款的画，风格多异，精粗不一，工拙不等，显然出于多人之手。例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由于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
由此可见，代笔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其价值虽不能以真迹而论，但作为艺术家本人认可的代笔品，与真迹之间的价值差距也不会相差太大，不会影响其收藏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名家仿名家、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和代笔之作虽然都属于假画的范畴，但从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制作质量来看，其历史及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容忽视。至于那些今日以高科技产品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伪作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著录作伪的新型赝品，则不但毫无收藏价值，扰乱书画市场，还侵犯了艺术家的知识产权，最终贻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