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术报
　　

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人之间的地产利益纠纷。村委会的介入使得土地纠纷的矛盾变得复杂化。无论是被告打着“国际艺术家住馆创作计划”旗号，变相开发房地产，还是被告将自己投资建设的四套公寓以成本价转让给四位艺术家，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类似的艺术地产纠纷还会不会发生？国内艺术家园区的发展会不会由于土地纠纷而步履维艰？

　　艺术家园区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不仅是艺术家创作和交流的聚集地，也是当地文化艺术精神的永久收藏和最大的无形资产。艺术作为当地文脉的价值链，伴随着当地的发展，将凝结成一种永恒意义的文化资产，承启整个地区文脉演化的历史价值。以建筑为载体，以当地文化为灵魂的艺术地产不仅能提升当地市场价值，而且还是当地的艺术名片。艺术家园区的发展和壮大可以将艺术家的人文关怀与当地环境相结合，凝聚成强烈的人文气息，从而带动周边地区旅游、教育和文化产业链的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和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从长期来看，当地政府、村民和艺术家本身之间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但是，这个三赢的局面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艺术家园区的土地纠纷已从原来的租金问题上升到拆迁问题，众多艺术家面临搬迁的命运。仅从北京朝阳区来看，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他们集体面临着拆迁和被驱逐的窘境。

　　艺术家园区的发展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中国特有的土地建设制度制约。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农村村民住宅等三类乡(镇)村建设可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因为艺术家园区多集中在农村，艺术家要居住，文化创意产业区要建设必然涉及到土地使用问题。于是，小产权房交易，以乡镇企业之名占用农民集体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等问题开始出现。

　　2、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尚不明晰。各地政府虽然纷纷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本地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如何给自身定位却一直不清晰。地方政府是作为艺术家园区的管理者，还是作为园区的服务者，这一点急需明确。各地政府往往过多看重短期的经济利益，与艺术家争利，而恰恰忽略了艺术家园区长期稳定发展给当地带来的无比巨大的隐形精神文化价值。

　3、过度的商业化。很多艺术家园区是因为当地生活成本低而由艺术家自发形成，而这样的地区往往在城市郊区或农村。随着一批艺术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多的艺术家开始往这里聚集，该地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于是一大批有实力的画廊和拍卖公司开始进驻，租金等生活成本开始迅速提高。房价飞涨最终导致房东和艺术家之间矛盾重重。过度商业化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外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如巴黎的蒙玛特高地，纽约的苏荷区等。

　　4、当地政府、村民和艺术家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政府税收，村民房租以及艺术家的租金成本之间具有直接利益得失关系。也许最开始的协议达到了三方利益的平衡，但是随着园区的发展，利益会向某一方倾斜。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减税还是提租，都会在增加一方利益的同时减少另一方的利益。处理不好各方利益的分配问题，艺术家园区的发展必然是不和谐的。

　　从国内外发展比较好的艺术家园区来看，艺术家园区一般需要低廉的生活成本（包括低房租、低地价等），宽松、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完整的艺术品商业经营链等，同时，艺术家园区的发展又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对艺术家的挤出效应。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应积极改善治理水平，以服务意识代替管理意识，建立多方参与的协调委员会，动态地调整政府、村民和艺术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为艺术家园区提供服务。

　　首先，各地政府应根据发展条件积极促进艺术家园区在适宜区位形成，给艺术家园区建设相应的土地规划，发挥艺术家园区产业区、文化区和社区的综合集聚效应。

　　其次，各地政府应建立租金补贴制度，补贴艺术行为，即使在地价上升时也能保障艺术家基本的生活水平。给予青年艺术家和低收入艺术家一定的税收优惠（如采取定额税等），吸引艺术家向此地聚集，带动整个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升当地的文化艺术价值。

　　最后，为防止过度商业化，政府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限制非艺术行业和艺术创作单位的进入数量和比重。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发形成的艺术家园区，还是政府主导的艺术家园区，政府职能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产业的发展，更不能局限在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上，而要平衡文化区和社区的建设。为此，艺术家园区既需要产业空间的规划，也需要情感空间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艺术家园区健康和谐发展。


景乃权 姚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