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壁画艺术，具有悠久光辉的传统和独特的气派与风格，是民族绘画遗产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从可以征信的古代文籍中部分的记载来看，过于悠远的史前年月且不去谈，至少远在公元前600年顷，在那些“明堂”、“先王之庙”、“公卿祠堂”①的墙壁上就已经有了具有鲜明主题思想而艺术风貌又非常动人的壁画了。教育家孔子、诗人屈原都曾经亲睹过这些壁画而且吟咏赞叹形诸文字。足见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北各地流行壁画已成风气。从史迹的发展推测，它早已超过了一种艺术形式初始萌芽的阶段。因而我们相信，中国壁画艺术的开始年月，一定是很早的。

　　通过不可以数计的画家经年累月的艺术实践，以及统治阶级有目的的利用和提倡，壁画在群众生活中生根发展而且形成民族传统的爱好。秦汉以后二千年来，在殿廷、宫苑、郡府、宅第以至坟墓享堂几乎无处不画。所表现的内容题材，从山川风物、神话传说、人物肖像、历史故事，到各种宗教经义和社会生活等，反映的范围和深度是异常惊人的。由于作品的思想性、倾向性明确，作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它在当时社会中一般发生了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在政治上巩固与推动了封建社会的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一些社会活动的状貌。

　　汉代，经济一度繁荣，政治一度相对的稳定。统治阶段在黄老思想的影响下，尽情享乐，追求神仙长生。厚葬风尚，风靡天下。壁画作品见于文献记载的有：　“天地太一诸鬼神”，　“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孔子七十二弟子”，“二十八将”，甚而还有“男女交接”的画面。但实物至今均已湮没失存。今日出土可见的有辽阳、营城子、洛阳、望都、托克托等地的墓室壁画(还有许多性质上接近壁画的画像石、画像砖)。画中有渔猎、耕作、庖厨、舞乐、宴居、出行等各种场面。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在逐步成熟过程中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意识各方面的面貌。这些画与其说是炫耀了权贵人家的富荣威势，毋宁说是控诉了那个充满矛盾压榨、苦乐不均的社会。结合两汉历史，使我们对于当时此起彼落汹涌不已的农民革命的原因与意义，有了进一步的领会。

　　这些作品，大都以朴实的墨线，信手勾出形象的轮廓，并以朱、青、黄诸明快的原色加以点染，其流畅华丽的感觉，特别是人物的传神，车马的奔腾、场面的宏伟，都说明画家已具有相当高的修养。

　　从这里看出，中国壁画从开始就以表现人物形象及生活活动为主。于是，在艺术上就为“人物画”和“传神画”(肖像画)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种已经相当成熟的壁画基础上，从公元二三世纪以后，中国开始迎接、吸收并创造性地融化了来自天竺、大月氏等西域诸地的佛教艺术。从此，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始了中国壁画艺术新的篇页。

　　在后汉明帝刘庄的推动下，佛教及其造形美术于公元67年顷，在中国黄河流域播下第一颗种子——洛阳白马寺的壁上画了《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很快就获得滋蔓成长的条件。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当中，举国上下，对佛教如痴似狂，全国出现了不可数计的宏大壮丽的寺院，北魏时仅洛阳一地就有干余寺院。南朝，山林佳处，也都修建佛刹。正如诗人杜牧描写的一样，不知有多少楼台都在烟雨掩映当中。莫高、榆林、麦积、炳灵、云冈、龙门等各石窟也不惜劳民伤财开凿起来。这就为壁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有许多著名的士大夫画家，也怀着兴奋和荣耀的心情身入寺院，进行壁画的制作。这就增加了人力，也成为促进壁画艺术繁荣与前进的一个因素。

　　由于服务对象和制作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壁画的内容题材以及表现手法也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此，佛寺壁上出现了释迦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的形象，各种“经变”的场面，各种‘本生故事”以及佛的面传等；道观则摹仿佛教宣教形式，壁绘元始天尊、三清诸真神像及“明真经变”等。在画壁的次要地方也逼真地描绘了各个时期“善男信女”的供养像。从此，寺观中宗教化的题材与殿堂中世俗化的题材齐头并进互相媲美，形成丰富多彩的新局面，也为日后隋唐壁画艺术的高涨准备了条件。

　　随着西域人及西域文艺的东来，天竺、大月氏一带流行的犍陀罗式艺术、笈多式艺术，伴随着僧侣们的宗教活动，越过葱岭，蔓延到天山南j匕并逐渐跨过玉门，进入河西、关中、中原以至齐鲁江浙各地。同时，也有僧侣由东南越海而来，因而在寺院壁画技法上有了新的域外样式，最突出的是一度流行所谓“曹衣出水”的线描②和有凹凸感觉的晕染法③。传统的本土作风与外来的作风，接触以后，经过适应融化再加糅合创造，给我国的壁画艺术在表现方法上带来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