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开画廊
“中国的当代艺术历经20年的坎坷岁月，终于在世界舞台寻觅到了一个站脚的位置，因为市场突然红火，所有人都硬邦邦地乐观起来，所有人的画价都涨了，有的还翻了几番，而且像孙悟空折跟头一样轻松。”
美术大跃进
黄燎原正站在他现在画廊的中间，边抽烟边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话:“你不是还是大学生么？怎么会来买画呢？”他的语气中有点不太相信的意思，那个介绍自己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的年轻人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嗫嚅着解释说父亲给了他一笔美元作为理财基金等等。
送走了大学生，黄燎原摇着头回到他的办公桌旁，“你看，现在连学生都来买画”。提起当代艺术油画市场的热况，他说:“是很热，一直就很热，从‘非典’以后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天天价格在往上跑。我们仓库都清仓了，好多时候就属于呆在这儿没东西卖，我们总共十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供不上我们。”
在现在画廊不大的空间里正在举办张发志的个展，这位去年5月份才和画廊签约的年轻画家可能还名不见经传，之前也从来没有举办过展览。但是墙上20多幅大大小小的作品旁边，绝大部分已经贴上了表示售出的小红点。其实，张发志那些售价在1万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的画作在开展前就已经卖掉了50多张，也就是说他过去的库存画已经全部卖完了，这其中国内和国外的买家各占了一半，另还有60多份预定在翘首等待他的完成（也包括刚刚离开的那个理工大学学生）。
从墙上挂着的那些画来看，张发志的作品大多数是一个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正气凛然的年轻男子形象，上面写着马克思“只有不畏艰难、努力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样的名言名句。因为怀揣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个“鲜艳的红领巾飘荡在前胸”的张发志自画像形象显得面容坚定、正气凛然，好像慷慨就义的烈士。红领巾、白衬衣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袖的语录一起构成了他的一套基础符号。
今年30岁的张发志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按照黄燎原的定义，是“我们自己一手培养的最年轻的艺术家”，画廊对于他的培养内容包括为他租住处和工作室，给他发保底工资、请他和他的女友（也是现在画廊的签约画家）去年去香港过生日、今年春节去欧洲呆一个月参观美术馆等，因此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万人民币。当然，双方漫长的签约期限和画廊获得超过国际画廊五五惯例的销售比例分成保证了这笔投入的物有所值。
“当时我要做他的时候，有些批评家觉得他的东西没法做，说这要是能做出来就见鬼了。但我这个人比较拧，我会看准了一个东西，死命把它做出来。”黄燎原说，“现在他出来以后市场非常好，包括中国现在最火的几个艺术家都在订他的作品。”
现在画廊的正式开业时间是在2004年9月15日，挑选了以血肉横飞的暴力美而著称的杨少斌个展“9·11之后”作为它的开幕展。当时，杨少斌虽然已经有很好的国外基础并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但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举办过个展。好多人认为他那么暴力血腥的东西在中国没市场，说到后来连杨少斌本人也含糊了，他拦着黄燎原说:“老黄，你再好好想想，我在中国真的没怎么卖过画，我别把你害了。”
个展开幕那天，杨少斌的画被贴了9个红点儿，在这之前，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柏林亚历山大画廊展览开幕前售出了7件作品。现在画廊的合伙投资人张皓铭自己订了4张大画，艺术家张晓刚也慷慨解囊，从此以后，杨少斌的画开始在国内出一张走一张，直到供不应求。2004年时候，购买杨少斌2.1×3.5米的作品价格大概是50万人民币，而现在的市价是260万人民币，当时小尺幅的画是5万元，现在至少是40万元。“杨少斌的画涨了5倍左右，可能还更多，和这个个展有很大关系，除了市场气候在好起来的因素，也是因为我们有些战略成功了吧。”当然，黄燎原不愿意详细解释他的成功战略究竟是什么。
现在画廊的出现时间恰好是和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与投资开始升温的年份互相吻合。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2005年，全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接近200亿人民币，如果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40倍。在去年5月份的北京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上，曾有Landmark收藏基金会花费近50万美元购买了刘小东的《十八罗汉》，当时被认为是天价，到了现在，根据去年秋拍的行情，这组画至少能卖180万美元。
“这两年，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拍卖会简直是疯了，很多艺术品的价格在拍卖会上以半年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往上打滚儿，地狱和天堂仅一步之遥。”黄燎原说。
黄燎原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了做画廊的想法，但那时候，方力钧跟他说现在开会赔死你。“听人劝，吃饱饭，我就没干。到了‘非典’的时候，我中学时的校友张皓铭来找我，他那时刚刚开始搞收藏，收藏一些写实的油画之类。我给他灌输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东西，他突然来了劲儿，说，‘燎原，咱哥儿俩一起做个画廊吧’。我知道这不容易，我身边做画廊做得愁眉苦脸、成天满地找牙的朋友着实不少，但我还是决定做。”
张皓铭和黄燎原之间的合作很简单，两人股份对半，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全部由黄燎原负责，因为在北京工体里面盖了个对着湖景的二层楼房，画廊总投资超过百万元。刚开始，两人都把画廊的经营设想得非常困难，至少5年之内都挣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通讯行业获得成功的张皓铭就挺身而出，自己购画来为画廊托底。但现实是现在画廊只用了大概5个月时间、通过3个展览就收回了成本，从开业第7个月起开始盈利。
有人说过，黄燎原是全中国认识人最多的人。在成为画廊老板之前，他已经在记者、编辑、音乐制作人、乐队经纪人等身份之间蹦来蹦去换过很多职业。“我的签约方式跟我原来签歌手的方式差不多，有时候还包括了肖像权，所有对艺术家的报道都要通过画廊等等，我看其他画廊没有这样签的。另外，经营画廊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就像我当初做唐朝乐队的经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发现你认识人多、人际关系好，联系事情就比较方便。”
支撑一个画廊最基本的要素除了画廊经纪人本身的品位和对艺术的鉴赏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团结一批收藏家。一个画廊成功与否，在一定比例上看它有没有一定规模的收藏家，这些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画廊最基本的情况。“有些我带他们入行的藏家刚开始是为了帮我，但几个月后，我就提出要把卖给他们的作品加价买回来，因为现在艺术家的价格涨得很快，有人买不到东西就会在画册上翻看，提出要买已经被卖掉的艺术品。所以，他们莫名其妙地一两个月挣了一倍的钱，到现在，不让他们买都不行了。”
虽然画廊在不到两年的经营过程中实在是一帆风顺，黄燎原对中国目前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和很多“热钱”筑起的空中楼阁却有些担忧，他想起中国流行乐坛曾有过的辉煌:“1994年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大冒险、大丰收年，那一年发唱片的歌手，想不红都难，无数的资金在这一年洪水般泻入流行乐坛，把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恶捧成一轮红日。但到了1996年，这个行业成了中国文化界最大的重灾区，原因只有一个——大跃进！”
现代艺术是画廊缔造的历史
当1994年的黄燎原在享受着流行音乐的大跃进辉煌时，北京世纪翰墨画廊的主人林松创办了一个“完全从理想出发、不考虑任何商业盈利、具有空中楼阁性质”的翰墨艺术中心。林松的空中楼阁设在离当时的中央美院不远的王府井红霞公寓，徐冰的《文化动物》的两位主角——徐冰从1993年就开始物色的两头猪，公的是美国约克种，母的是中国长白种——就是第一次在那里带着满身的文化符号在世人面前亮相，并且顾不上围观的人群和满地的经典书籍奋力“交流”的。在徐冰和他的两位雇员如此惊世骇俗之后，那里还举办过画家方力钧、刘炜、朱伟等实验绘画的展览。到了1995年，这个当时被人称为“地下艺术中心”的地方就夭折了，除了频繁招来公安局的关注外，主要还是经济的原因。
“那时候，其实不能叫开画廊，因为你想卖也没人买，白送给人人都不要。但那时我们名气很大，大家都是美院的人，拿画也很方便，艺术家还送我们一些作品，当时的气氛很让人怀念。”林松说。
1993年，林松从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毕业。这一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在北京长城饭店宣布成立，可以被视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式启动的一个标志。前一年，精明的上海人已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朵云轩，首次拍卖的成交额是829万港币。也是在那时候，吴冠中的《交河故城》在香港以280万港币成交，创下了中国当时在世画家的拍卖价之最。
林松记得毕业前有天在学校翻资料，见到一期美国《艺术新闻》杂志，封面上是一个瘦瘦的老头，身边围着一大堆像安迪·沃霍（Andy Warhol）、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罗伯特·罗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这样的大艺术家。这位名叫李欧·卡斯特里（Leo Castelli）的开画廊老头也是第一个卖安迪·沃霍的坎贝尔汤罐画的人，曾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当代艺术的面貌。那篇文章里说，现代艺术史是画廊缔造的历史。
后来，林松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这位画廊教父，有一回艺术家王功新告诉他:“我在纽约的时候，有天我开车看到一个老头在路边溜溜达达，我差点把他撞了，这个老头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如果刹车再慢一点，我就可能把这个历史给摧毁了。”
“当时，这些事情触动了我，我就想成为像卡斯特里那样的人，对很多艺术家有所帮助，当历史的一篇翻过去的时候，好多人跟你有关系。这样，艺术家用画笔创造艺术，我们用艺术家、用更社会的方式来创造历史。”
1997年，做生意攒了些钱的林松（他说，说白了没超过3万块钱）又继续追逐他推动艺术历史的梦想，世纪翰墨画廊正式成立。“其实，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市场，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人买。如果有人问这画多少钱，我们要想很长时间才说得出。因为你无法把一个跟商业没关系的东西跟商业价值联系在一起，画家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不像现在，多少钱、多少钱很方便，画家也很愿意和你谈钱，那时候我们对商业还有些不耻。”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像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样的画家想用他的一张画向杂货店老板换一袋土豆，还经常遭到拒绝。所以，当卡斯特里1957年在纽约上东区开设他的第一家画廊时，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每月发给艺术家生活津贴，让他们不用再为买颜料或者土豆发愁。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类似的贫寒交迫的故事也不新鲜。方力钧的一张画被日本一家画廊卖了18万美元之后，他很高兴地请林松吃了顿饭，他那天说:“我把画卖给画廊了，所以这钱我也没挣着，但卖贵了我高兴。想想当年多穷啊，我住在圆明园的时候，一天就吃一包方便面，屋子里冷，生个炉子火灭了，早上起来看桶里的水，从上冻到底成了一个冰砣。”
在艺术家和全中国数量不多的画廊共同经历着当代艺术的寒冬季节时，世纪翰墨因为采用代理艺术家的制度存活下来。后来，世纪翰墨一直称自己是最早按照国际操作规范、第一个实行签约制度的画廊，并把自己的合约作为范本在其他画廊里流传。它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向签约画家支付5万元到10万元的基本费用，买断8到10张画，即使这些画一张都卖不出去，风险也是由画廊承担。除此之外，画家手中还有部分画作被售出后，画廊和他们按照五五比例分成，这样的合约期限一般是三四年左右。
如果说画廊与拍卖行以私人的资金运营一个公开的艺术市场，艺术作品的高下不是一时可以见分晓的，对艺术家的定论也要一个很长的滞后期，所以，收藏当代艺术品玩的是品位和眼力。林松说:“说白了你挣钱靠什么，靠的是眼睛，靠的就是判断。我有过几个很准的预测，2004年的时候有人问我谁会涨，我当时就说刘小东、刘野，结果这两个人真的涨了。因为刘小东是一个桥梁，是现实主义传统里的东西，又有很多当代的情绪在里面。刘野的画很幽默、很卡通、很纯真，是一种审美的转移，这些我都是根据视觉经验来判断的。”2003年，一位朋友在林松的建议下以2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刘野的一幅作品，到2006年售出时价格已经是370万元。
从艺术价值来说，一幅绘画基于画面形式、图像观念、趣味美感、文化内涵等一系列美术史衡量尺度形成了一个体系，而它的商业价值又取决于另外一个体系，与拍卖经历、成交行情、代理画廊的推广以及艺术家的官方地位等指数有关，商业价值的产生需要受到整个艺术系统的评估和估价，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一道难以解释清楚的谜题。当今年主持的纽约苏富比当代艺术专场拍卖的张晓明女士被很多人问到，张晓刚在1998年画的那个男孩为什么能拍到这样的天价时，她回答说:“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能够说清楚的，这幅作品是张晓刚画的大头系列之一，而且用的是照片一样的手法，整个画面都是模糊的。这个男孩是瓜子脸、丹凤眼，他的脸非常具有忧郁感，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国际性的藏家。”
世纪翰墨的第一个签约画家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夏俊娜，1997年时候，每年8万元的保底数已经让刚毕业的女画家感到满意，世纪翰墨把她从最初5000元到1万元左右一张的画价推到8万元。林松说:“当时我没想到翻了8倍，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等于做了一个期货。”3年以后，夏俊娜转到了其他画廊，到了现在，她的画价是在40万到60万人民币之间。
“所以，画廊的生意就是每个人各赚一段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艺术家在不断成长的话，就会有更有实力的画廊来和他合作，这个事才能玩下去。”林松说。
聪明人的高级游戏
环碧堂的主人李国胜现在经常对人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今年52岁了，应该说我的余生就做这件事了，要是身体好，我希望能做到70岁以上。”在进入画廊经营之前，李国胜从事过邮票、生物工程、证券交易和古董家具等买卖，大多数和游资、投资有关，“因为我原来做过那么多行业，可能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是想抓一把钱就跑了”。
1994年，陈逸飞的巨幅西藏题材油画《山地风》以成交价286万元被拍卖，在当时是中国油画拍卖的最高价格，这幅画就是李国胜和另外两人一起买下的。他说:“刚开始纯粹是喜欢，就随便买，有罗中立、陈逸飞的，也有刘小东的，没有准确的收藏方向，也没想到投资回报。过了5年、8年，一看别人买的东西都涨了，一张齐白石70万元买的，可能都涨到1000万元了，就我买的东西不涨，所以就想，我真够倒霉的，眼光这么差。那时候油画不管什么全都没涨，后来我悟出来，它是被低估了！它的机会快来了！”
2001年，李国胜很偶然地见到了艺术家尹朝阳的“石头系列”和“青春残酷系列”，直到今天，他对那次遭遇的描述仍然充满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情感色彩:“我觉得很多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本血泪史，实际上你个人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画上那个抱着石头的男人，鼻子都流血了，还努着。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特别感动，这就是当代艺术的魅力，绝对不是画得像、画得漂亮，而是有感情、有观念、能和人沟通的东西。”当时，他以将近50万元的价格一次买了下尹朝阳的13张作品，并且成功地在北京为这位画家举办了一次展览。
一方面是股市在不断下跌赔钱，另一方面是以不到50万元的代价就等于成就了一位艺术家，在油画市场基本上还属于惨淡经营的2002年，李国胜以500万元注册资金创办了环碧堂画廊。在李国胜这样的年龄，对于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看不懂或者不喜欢的当代艺术，接受的时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去年，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张王广义的作品。“其实我非常反感那种大批判的题材，这能是绘画吗？可反过来我在想，我的判断有问题，当然也可能它今年的价格涨了，对我是一种冲击。”李国胜说，“为什么它会涨？实际上，‘文革’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同一个现象、同一个符号，都根深蒂固地留在我们脑子里，被他一个人所用了，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别人没想到用。想明白了这个，我下回观察当代艺术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今年，李国胜在易构空间花费1000万元买下了二层楼作画廊，并从今年10月份开始在意大利的权威艺术杂志《Flash Art》上为他的画廊刊登两年的双页广告。大部分时候，他在滔滔不绝地游说别人，为了让人相信他是认真的，他显示出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今年4月份，当环碧堂和年轻艺术家仇晓飞的合约到期需要续约时，两人谈判了6个月。今年1月份，58岁的画家何多苓在非常谨慎地挑选合作的画廊并且最终和环碧堂签约之前，双方整整谈了两年。
李国胜说:“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市场的潜在机会来了，而且这个机会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时候，一定能给画廊业带来最大的机会。”
“艺术品和股票有根本的区别，艺术的魅力在哪里？就是有虚拟性和想象性。1万美元的艺术品，可以具有1000万美元的想象力。股票哪能这么去想，那不疯了吗？如果你选择了可以将他定位为一线艺术家甚至是未来大师的人，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1000倍的增长概念。”
作为从过去的证券交易转入艺术品行业的新玩家，李国胜的表述远比经济学教授们的理性分析要热情洋溢得多，他想起今年去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时看到停机坪上的那100多架私人飞机，感叹说:“你到巴塞尔得到一个什么感觉，那就是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钱的人玩的一种高级游戏，而这个游戏是有游戏规则的，如果你不懂，你是进不了那个圈的，人家是不和你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