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伊斯曼柯达公司开始发售袖珍柯达相机。袖珍相机从技术上的改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摄影的发展。对词，美国摄影家斯蒂格利茨一开始是抱有敌意的，他认为这种相机“只是对环球旅行者有好处，他们希望在旅途中草草地记下摄影笔记”，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方式最终成为20世纪一种主要摄影艺术的原始素材，被大量的图书编辑和随笔摄影师所应用。
　　此时，表现最令人印象深刻地是意大利摄影师居塞佩·普雷莫利伯爵，他以身份的便利得以自由出入意法两国的上流和下层社会，照片就像是那些灵活机敏的观光客用好奇、敏感又独特的眼睛去拍摄的，记录了教皇和国王，贵族在乡间打猎和无所事事的场景，也记录下罗马教堂之外的街头生活。他自认为自己有一种文学上的敏感，照片则能让他把生活想象成一连串有趣的事情或者舞台上的表演，充满趣味。在当时，居塞佩·普雷莫利被人们称为“瞬间照片之王”，他成为快照时代的最初偶像和开始萌芽的新闻摄影师仰慕的对象。
　　保罗·马丁（Paul Martin）同样也是一位瞬间拍摄大师。他长期游走在伦敦街头和英国南部的海边，进行巧妙的偷拍。他的创新是拍下了那些正在生活中的老式人物，这些人物在后来成为老式英格兰生活方式的缩影，1935年，这些照片被收入《这个人的父亲》一书。他利用摄影这种新式手法记录新时代的形成，同时又指出平凡的生活和过去一样生生不息。有趣的是，在马丁的瞬时拍摄中，再也找不到昔日摄影师们试图塑造的理想主义和象征主义，人们看不出照片中的人物他们的深层精神，更找不到任何附加价值，例如过去的摄影师在人物中试图塑造的动人、圣洁和崇高。
　　马丁对人的兴趣远远大于附加其中的精神，对海滩上的人的兴趣大于背景中的海滩。他用一种最质朴的方式表明了摄影的新变化——摄影开始进入了“新摄影”时期，这个时期的摄影师更关注社会而不是自然，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新时代新秩序的宣传者和设计者，相信在新的技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可以扮演社会的主要角色。
　　
　　事实是，在20世纪初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摄影，并拥有相机。当时，德国艺术家莫霍利·纳吉说：“未来的文盲将会是那些对摄影一无所知的人，而不是那些不懂书写的人。”乐观的他们相信，未来将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那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在这样的状况下，某一种固有的潮流或社会审美不复存在，艺术家们纷纷进行各自的探索，创立新的方法和风格，成为摄影艺术的改革者。
　　美国摄影师曼·雷（Man Ray）认为自己的作品有着很重要的社会角色。1934年，他出版了《曼·雷摄影集》，在集中，他认为：“敌人的破坏以及种族或阶级永存的问题”已经在这个时代占了主要位置，因此，他需要象自己那样的个人主义作品进行辩护。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特征：充满生机的裸体、做着梦的脸以及强光下的特写和片段。他在照片中强烈地表达出个人的特殊情感和欲望，并挑战种族和阶级意识。
　　在这些个人气息浓烈的作品中，他用了感光纸和物体而不是相机来制作物影照片，印制出一些非常灵秀的剪影照片。这一时期的新摄影家们，很多人都擅长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在这一过程非常强调控制、计算和建构，把一个普通东西变成“一个有光彩的奇特世界”。
　　卡尔·布洛斯菲尔特（Karl Blossfeldt）的作品《艺术的原型》是当时最受瞩目的摄影著作。该书收集的都是放大的植物照片，是布洛斯菲尔特从1900年开始拍摄的。曾经学过雕塑的他，制造出了植物所体现的力量，一方面，照片所显示的栗子、拉毛果、飞燕草都是自然的产物，但它们有被表现成自然本身的精铸铁制物，暗示了艺术与自然、人工制品和有机世界共同发展的紧密关系。这些诡异的花朵，带着模棱两可又捉摸不定的味道，勾起了人们的想象。
　　与卡尔·布洛斯菲尔特同时代的雨果·埃尔弗特（Hugo Erfurth）则在演员、作家和政治家的脸上找到了类似的雕塑感。
　　从1923年起，埃尔弗特就开始变换着技巧，拍摄那个时代的名人。某种属于旧时代的理想气氛笼罩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在镜头前沉着冷静，看起来具有足够的个人力量去应对这个复杂的时代。科特·海尔斯彻（Kurt Hielscher）拍摄的《德国》同样蕴含着旧时代的浪漫主义，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越来越个人的摄影方式和方法出现在那个时代，新式的手法和新式观念层出不穷。他们的选择以及对待摄影的态度，开始造就摄影这个独特的新艺术，混杂着自然和工业化的痕迹，准备进入新年代。今天，我们知道，那个乌托邦的时代并没有到来，随之而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年代，它再度深刻改变了摄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