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教师，退休以后，开始喜欢哲学。特别爱读一些与哲学有关的小品文章，因为它比较符合50多岁的人开始进行的人生思考。我欣赏古今哲学家那种崇尚精神生活，超然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生活态度。托尔斯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周国平最近有一篇短文《精神栖身于茅屋》，谈的是哲学家、艺术家高贵的灵魂，他的理论是：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并列举了一个最为经典的论据。据说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穿着破长袍在雅典市场上闲逛，看着琳琅满目的货摊感叹说：“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据此周国平断言，一个人如果安于简朴的生活，即使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
周国平的话曾给我极大的鼓舞，在退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信奉着简单质朴的生活原则。我去早市买菜，坚持自己做饭而不再去食堂，坚持乘公共汽车而不买私家车，不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更新服装，甚至洗衣的最后一遍水也要存下来留着冲厕。在超市闲逛的时候，也能发出和贤哲一样的慨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
这种准哲人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我加入“北京百姓摄影俱乐部”。
一开始，我对摄影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好友带我看照片、影展、外出拍片的时候，我一直保持沉默。沉默旁观了一阵子，便开始小心翼翼地打探：你去一次新疆要花多少钱？你用的什么相机，多少钱？每当此时，好友都会正色道：“这不是钱的问题……”她的意思我理解，摄影是一种爱好、一种追求，应该属于精神层面的活动，总谈钱太庸俗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进行经济核算，算一算怎样在保持简单、质朴生活的同时，进行这种融艺术、健身、娱乐为一体的精神活动。我先置了一台奥林巴斯C750数码相机。它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胶卷，可以毫不吝惜地按快门，尽情地拍。我放下书本走出家门，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拍建筑，在颐和园里拍玉兰，到圆明园福海拍落日，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身边的花草树木、黎明黄昏。不打量不知道，一打量吓一跳，我以前一直把这个世界忽略了！对这台数码相机，我倍加爱护，心怀感激，这四五千元钱花得太值了，我得到了这么多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
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痛彻地感到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是需要高度统一的。当你面对一个女孩或是一朵花，希望主体清晰背景模糊时；当你面对庙会上舞动的金狮，希望迅速定格它的雄姿时；当光线略为昏暗，而你的拍摄对象又在运动状态时；当你忙于连续拍摄而快门却慢腾腾；你不得不因为相机做出让步，精神翱翔的双翅总是羽毛不丰，艺术的想象自然大打折扣。
不久，我随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的“春到皖南”摄影创作团去安徽采风，本意是想旅游一下，兼看看摄影师们是怎样工作的。我见到了天南地北来的十几个摄影爱好者，同时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相机、各种各样的镜头、各种各样的三脚架、各种各样的闪光灯。从福建来的小两口和随行带队的冯老师使用的是中画幅的哈苏相机，当我用诧异和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们时，冯老师却说，照片能不能拍好，关键不在相机。我相信老师，几天来也一直跟着大家认真地拍。有一天，冯老师对着一棵孤零零的小树支好相机，背后是重重雾霭中山峦的剪影，恰在此时，天空射下一缕阳光，把山脊上的一片油菜花映出一道灿烂的金黄，冯老师兴奋地叫我来看。我赶紧过去，虽看了一眼，却终身难忘。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摄影，什么叫天人合一，我也明白了相机和相机的区别。后来福建的小伙子不慎搞坏了哈苏相机，沮丧之极，再也不肯随团拍摄，小两口中途返回。好几个影友都说没必要，修相机用不了几个钱，再说不是还有一台佳能EV么！但我理解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不只是心疼相机，而是不甘心自己折断了双翅。
经过了几个月的哲学思考和经济核算，我又买了一台佳能300D，并为它配备一个合用的三脚架和一个摄影包。当朋友问退休后为了摄影花了多少钱，我支支吾吾不愿正面回答，的确，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开始频繁地出入摄影器材城。刚涉足于摄影的人，装备当然十分有限。就拿镜头来说吧，任何一个摄影的人都知道一个标准镜头肯定不行，起码要有三个：标准镜头之外再加一个广角、一个中焦。如果你想把某处建筑拍出夸张变形的效果就还得需要一个鱼眼镜头；你想从远处不动声色地拍到藏族姑娘梳妆时的羞涩喜悦就必须还得有一个长焦镜头；你想让画面上的那一点阳光闪烁成美丽的光芒就要使用星光镜；你要想让南国的天更蓝、沙更白也最好使用偏光镜，还有UV镜、滤色镜、渐变镜……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形形色色的摄影器材，我知道它们各有用途，互不替代。我再也发不出哲人式的慨叹，只能说：天啊，这里有这么多我应该要的东西！
出于对苏格拉底的尊敬，到现在我还只有一个标准镜头，但已计划着在适当的时候再添置一个。在精神追求和物质欲望不断矛盾的挣扎中，我不由得想，精神真的只能栖身于茅屋吗？如果苏格拉底活在今天，如果苏格拉底喜欢上摄影，他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