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80年代的现代艺术――被归纳为“85新潮”、“85美术运动”等等――仅仅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她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美术机构的认同。当政治上的质疑被提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总是遭到批评，他们的展览与活动总会遭遇关闭与禁止的可能。1984年的反对“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接受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思潮――“85新潮”就在其中――的批判，“85新潮”在80年代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立脚的空间，而只能通过一些拐弯抹角的词汇来陈述，这个事实非常简单和清晰地说明了“85新潮”在这个时期的遭遇;真正的同情者仅仅是部分与“85新潮”的参与者有同样年龄和同样知识背景的人。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知道，现代主义虽然有“思想解放”这个合法的背景，但是，究竟实质上有多少现实的合法性是值得认真分析的。那个时候，为了寻求知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可以相互联系和介绍，以作为现代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同志，社团、群体之所以如雨后春笋，就在于大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与支持。所以，即便存在着事实上的私利与个人目的，可是，用理想主义来概括那个时期人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好在那个时期的人还活着，冷静地回忆一下是一定会有类似感受的。这样的状况大致保持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之后，就是战役结束后的状况了：当初指挥作战的人――不止一两个――已经离去，四处有一些没有熄灭的硝烟，黄昏中能够远远看到几个相互掺扶的人朝着夕阳而去，人们散去了――不是“一哄而散”而是不情愿，遥远的地方断断续续有几丝古老的笛声。
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不再讨论80年代的问题，无心、无意、无地方、无条件，甚至无心情，因为生存问题更为严峻地摆在了“85”战士的面前。他们已经没有了80年代那样自由展览的条件，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现代主义”又遭质疑，关键是，艺术家们没有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从事他们的艺术――张培力在一个摇摇欲坠的阁楼里画“健美”让我记忆犹新。1992年的经济大潮给予了一种明显的提示，之前1991年1月出版的《艺术?市场》的观点得到了次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支持，使得“广州双年展”成为可能，现代主义――那个时候还几乎没有人用“当代艺术”这个词汇――在金钱的支持下获得了某种合法性，至少，检查展览作品的文化局官员的意识形态标准没有能够将王广义等8个艺术家的现代主义作品从墙上取下来，原因很简单，300元的报名费必须退还给艺术家――如果一定要将他们的作品从墙上取下来的话。艺术家和批评家受够了“金钱对灵魂具有腐蚀作用”的教育，也就当然对随之而来的“金钱”有了几分钟的警惕，可是，生活与肉体本身告诉他们：金钱是个好东西。渐渐地，市场成为支持现代主义的主要力量，伴随着本质主义哲学的死亡，伴随着对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失望，“85新潮”的核心价值观被市场和后现代主义所消解。90年代的十年，是陈旧意识形态与现代主义的本质观同时失效的十年，在体制本身没有意愿和能力支持新艺术――渐渐被说成是“当代艺术”――的情况下，只有市场越来越成为新艺术的伙伴。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次重要的开端，之后，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腾飞，当代艺术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重要内容。这个十年，“85新潮”的战士带着他们的武器不是参加进“当代”的游戏――无论他或她在新的游戏中居于什么角色――就是彻底站在游戏场的外面感叹。在批评界，更年轻的批评家希望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对“85新潮”本身就不存在着眷念，何况有一个思想、观念要进步的人类基本要求。所以，他们在文字中对“85新潮”所表示出来的语气和姿态经常是轻蔑的和不屑一顾的，他们似乎真的以为90年代的当代成果――如果有成果的话――与80年代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甚至突然暴露出陈旧的艺术观点认为艺术才刚刚开始。简单地说，“85新潮”在90年代没有成为被重视的一部分，“85新潮”历史几乎没有合法性。
翻越世纪之后，艺术的丰富性成为普遍的事实，潮流与运动似乎真的消失了。艺术从来没有像新世纪这样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市场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在迅速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每一分钟的生活中。由于市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85”意志的力量，历史的力量，“85新潮”有了通过展览的方式被重新审视和看待的机会。这就有了尤伦斯当代艺术的开馆展览“85新潮”的实现。按照“85”早期的思维逻辑，费大为用三年甚至更多时间策划的这次“85新潮”展览应该是一次狂欢，至少是一次美好的聚会。可是，除了“85”部分战士在小范围里有难得的饭局外，“85新潮”的成员完全没有借此机会构成一个欢聚的整体。在众多意见甚至漫骂中，作为“85新潮”的重要成员栗宪庭也告诫人们：小心学术中隐藏西方霸权。总之，“85新潮”的成员没有狂欢，甚至都没有在一起好好说几句温馨的话，甚至在一个城市里的“战友”也都没有能够在展览中见面。金钱不是问题，自由不是问题，联络不是问题，意识形态的钳制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一个多少可以狂欢的时机为什么没有发生狂欢?在一个可以不仅仅是客气地握手的时机为什么不可以更多地说几句过去?在80年代，“85新潮”遭受着陈旧意识形态标准的否定;90年代，“85新潮”被学术和市场严重忽视;新世纪，“85新潮”的遭遇是多重性的;除了前面的情况以及被简单地转化为的商品以外，“85新潮”在今天不是被理解为少数个人的事情，就是被认为是西方人的一种菜肴――2号晚宴中因为值得思考的疏忽而没有使用中文翻译似乎加强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今天的问题比昨天更多，而我最关心的是， “85新潮”为什么在有机会欢欣的时候而没有欢欣?为什么“85新潮”战士的老脸表现出内心充满复杂性?需要断然提醒的是，尽管有包括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的700多位精英――暂时这么说吧――参加的晚宴，尽管展览中的作品有难得的充分，但看上去好像仍然是市场和西方支持着“85新潮”，这难道还不说明所有问题吗?这里难道没有共同对待的问题吗?有人会说展览中的作品大多数是尤伦斯夫妇收藏的，可是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中国的“尤伦斯”――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没有早早用可爱的金钱去购买这些作品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尤伦斯夫妇、费大为为“85”战士做了一件难得、具有历史意义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