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保证有饭吃的前提下，我最大乐趣就是画画，一旦有与它相抵触的东西，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放弃，乃至于升官发财的机会。
但若问我为什么要画画，不知道。20年前我未想过要当画家，要出名，就是立志一辈子要画画的这一想法也不存在。只是老想着画画，党需要我去挖河、去带知青、去学马列主义，但抽空儿还要勾画几笔，为什么？不为什么！勾几笔就舒畅，就有意思，比下棋，比跳舞，比写汇报更有趣。
我的生活别人看了会觉得简单乏味，我自己却觉得已够享用了。屋子里留有大面积白墙，比堆满古董家具更让人舒心（很可能因为我没有古董家具的原因）。自行车只要轱 转就行。胃口一直不错，什么都能吃，但胃的承受能力不济，只好以粥当家。卡拉OK厅简直不敢进，那喇叭震得你心率过速，钓鱼没兴趣，保龄球总觉得不应该那么多钱。我的消费其实很大，一是买宣纸，二是盖房子，买纸当然是为画画，盖房子是为了画画，也是为了看画，所以搞了一个“老甲艺术馆”。拔草、种树、栽花，已够我锻炼的了。
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混进了北京，上了大学，又混进了专业美术队伍，生活已经小康，画也有几家收藏，地球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几个地方。这些说来之不易也可，说来的容易也可，我并未刻意追求，只是因为画画的一种机遇，或说一种想画画的欲望所驱使，而走上这条路。
这也许要感谢母亲的遗传因素。母亲平时对任何文艺的东西都感兴趣。那时村里的演皮影戏她每场不落，后来的收音机成了她的伙伴，出嫁后几年时间里影壁上的《樵夫砍柴图》就是她从《芥子园》临摹的。她的那几套画谱便是我经常折腾的东西，有印象的是《芥子图》和《醉墨轩》，母亲有时还要讲解一番。
从小我喜欢瞎划拉，在书上、墙上、石头上、本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画了一幅抗美援朝漫画，得了“甲上”，非常高兴，初中时虽是美术课代表，但当时并没下过什么功夫，那时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指导思想。不过还是曾冒出来想考美术学院的念头，由于听说要学八年，吓了回去，不再去想。
初中毕业统考未被录取，倒考上第一机械工业部办的一所中专，混进了北京。北京是艺术的温床。不知什么时候我又划拉了起来，逛书店，搞临摹，画速写，课余时间全部干这些事情。对专业尤其对长时间呆在同一个大房子中工作感到非常害怕，不如一个农民在山坡上干活更风光，依然决定回家，准备考美院，考不上就当农民。这一决定老师、同学都很不理解，父母见我卷铺盖回家还以为我犯了错误。
1958年我考上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虽然当时“大跃进”、“三面红旗”、“政治挂帅”，我却只知道学习、画画。刘亚兰老师曾说“听不到贾浩义说句话”。到底说没说话我也不清楚，只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每日都处在学习的兴奋状态中，每日都觉得自己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一切困难（三年自然灾害）对我都无所谓，别人浮肿，要休息，要睡觉，学俄语。没有课间十分钟，每分每秒都不愿放过。为什么？不知道。要当大画家？没想过。只有加油学习才行。后来班上让我介绍学习经验，我想了想无经验可谈谈，只是“画”而已。
不知不觉毕业了，我还没从学习中清醒过来，毕业后可能到哪儿去，一点儿都没有想。当学校宣布留校也不骄傲之类的话，我并无什么感觉，回忆起来，当时还在做学习梦，还在想着怎样画画，并未意识到要到社会上去工作了，是有些好笑。1962年反右倾搞精简，把我们几个年轻助手给精简下来，告诉我已被调到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抱着一被，一褥，一卷画坐在上面开始了了17年的基层文化馆工作生涯。
文化馆很适合我——去了不久我就感觉到
“文化馆是良心工作。”当时馆长对我说。
“学院说你是白专，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馆长后来说。
画画、辅导、办班、扫地、找水、生炉子、发通知……下厂、下乡、吃派饭，抢“三夏”……
“文化馆需要万金油式的干部。”馆长经常说。
1963年到京郊金盏公社配合“四清”试点搞了一套“金盏”村史。由于政法需要，画得又比较真实，在中国美术馆观摩后引起北京市美术界的注意，当时的报纸、出版社及美术界的领导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