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术切入，更可以感受到他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在他的近作《鱼藻波寒——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一文中，他认为王国维“希望寻找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与中国固有的道统的无隙的融合，以为新时代来临时的先导。”认为他的不苛于世“留下了一个为理想‘九死其犹未悔’的典型，而这正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难得的品性。”标题中“波寒”二字寄托了一个思想家的是非评判和悼念之情，耐人寻味。他的《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见《中国文化》2006年5月第22期)以情感激越而又深邃的文笔论述了辛词慷慨恣肆和深层的悲凉后破题道——“大丈夫是中华民族自周秦以还民族脊梁的符号，也将是我们新时代民族性的灵魂。”他深入论述道：“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希望西学东渐，然则西学之于武器而秘藏者，其渐可乎?……我深为祖国之前途祷，为生民之幸福祷。扫荡民族的劣根性，亦即鲁迅先生当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所有品性，正是当代青年所深应痛绝者。”在学术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深爱民族家国的人格意志和赤子之心正是范曾本人的写真。
我与范曾交往不多，只是从作品中认识他。他有大量的画作、书作、诗文和研究文章行世，而且随处可以听到人们对他的评论。但数周前的一次晤谈，使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三个半小时的见面，先是欣赏了他的一批近作，然后是以先生为主的交谈，话题由陈师曾而陈寅恪，而陈三立，而范伯子，而王国维，又从诗文转入八大，由八大上溯陈淳、徐渭、董其昌，而后落脚到黄宾虹。这中间还涉及到叔本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诸人的思想。这是位博闻强记的饱学之士，是一位有观点和文化立场的学者。历史是他的第一专业，研究兴趣则涉及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哲学(尤其是美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他的著述颇丰，且培养着绘画之外的博士生。
范曾生于南通的文化世家。世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现象，难得的是自范凤翼而下的四百年文脉不断的文化承袭是耐人寻味的。这样的世家确已无人比肩。范曾得天独厚而十分珍视家学传统，于学问一途兀兀穷年，焚膏继晷。家学基因和数十年的勤苦积累化成诗魂，吟咏吐纳，常有醒世之作。他的长诗《庄子显灵记》使季羡林认为他“是一个有精湛深邃造诣的思想家。”
范曾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已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的确，绘画是他最为痴心的事业，他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研究的心血。以学识修养论，他的丰厚的积累是当代其他画家不具备的，至少是有所疏略。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它不同于音乐、舞蹈，不同于汉代的舞乐百戏和唐代的教坊。中国书画和古典诗词一样是中国古典哲学这棵大树上结出的艺术之果。书画杰作都是最优秀的文化人的智慧结晶。欲探求中国书画的内蕴，剖其“基因”，必然要涉及诸如先秦思想和儒、道、释源流的问题。书画之技是小术，书画为道却是博大精深的课题，以技进道，彰显着文化品格。这就必然涉及到学问，入境尚且不易，出境更为其难。中国画与西洋绘画的本质区别也正在这里。范曾以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对中国传统艺术作了长期研究，对八大和黄宾虹有着深刻认识和独到的精微的论述。他醉心八大，有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他认为八大“外包光华，内含坚质”的笔墨为中国文人画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心有所仪，笔有所追，范曾为八大作的简笔造像，是消化了八大笔性后的个人心得，是倾注了个人情感乃至生命的精心之作，确乎写出了八大“无待”的大美，写出了一个从容不迫的精神的八大。
在范曾画室，我看到了他的一批简笔近作，显然是深究八大堂奥之后的新感悟。“一线穿空若有声”的情感和功力记录是画家的新的突破。1998年在他南开大学的画室，给我写下较深印象的是署款“丙子范曾”的老子简笔画，一个恍兮惚兮的白衣老者跃然纸上。那时的线已在谋求新的表现，而这批近作更于简笔之中多了修炼之后的理性力量，多了些内敛的美感。
数十年心不旁骛地对中国笔墨作深度探讨是需要文化理想支撑的。范曾的文化立场从未动摇过。这种立场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深的情感和深的认识两个基点之上，而深的认识更为重要。对于中国画家，理性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它决定着一个中国画家能走多远。
范曾旗帜鲜明地主张“古典精神的复归”。他指出：古典精神的复归并不意味着复古，或者因循，而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从人类自身的历史资源里寻找最优秀的东西。他更明确地主张：“要使中国画能够前进，并不要借助外力，不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定要用西化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画，或者中国人一定要在皮毛外相上学习西方的东西。而从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里吸取那些最精华的东西。比如老子、庄子那种感悟的哲学体系，它所带给文艺创作的可以讲是功德无量。”这段深刻的论述是基于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之后的结论，当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体悟的结果。这是一个认识的高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站在这个高度上看问题。这是范曾在文艺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其实，范曾的艺术观已经被黄宾虹和齐白石的实践证明过了。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对中国画悲观绝望的结论，被几十年后齐、黄突破。康有为晚年《广艺舟双楫》中的结论等于修正了自己年轻时的观点，而晚年的陈独秀也曾为自己年轻时主张：“废除汉字”而深愧，中国文化的博大于此也得一证。“从人类自身的历史资源里寻找最优秀的东西”肯定属真理的范畴，依此完全可以续接中国笔墨艺术的新篇章。
基于以上见解和对范曾的认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范曾先生近作，以飨海内外读者。是为序。
2006年盛暑于师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