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博艺术博物馆藏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绢本，通长15米，内文幅宽0.295米，长12.25米，书写之精妙，尺幅之硕大，皆为现存董其昌草书之翘楚。翁同龢在手卷跋语中慨叹：“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翁同龢为晚清书法大家，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对此手卷竟然如此推崇，可见此手卷之神妙。
董其昌(1555～1636年)，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精鉴赏，富收藏，明代书画大家。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以董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因使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书，士子以董书为求仕的捷径。
董其昌对于书法艺术有一个渐悟并且一生苦习不倦的过程，而对前人书法的勤奋临习，则是他艺术水平迅速提高的一个根本。董其昌早年书法水平并不高，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记述：17岁时(隆庆六年，1572年)参加会试于邑，邑守(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的字写得太差，遂将其黜为第二，同时将考卷上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对董其昌刺激极大，自此研习书法，发奋临池，几十年如一日。初师颜真卿《多宝塔》、钟繇《宣示表》《力命表》，34岁(万历十七年，1589年)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相识，得以“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艺术审美水平迅速提高。
尤其对于草书的研习，更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此《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把张旭、怀素草书的精髓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体势连绵，风华自足。
关于此手卷书写的年代，因为作者没有注明，所以后人说法不一。我认为从手卷的迎首左下角钤“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判定，应该是崇祯六年(1633年)以后。因为董其昌崇祯六年任皇长子讲官、太子太保，从一品官衔之后，方有“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同时，作者在手卷跋语中又提到：“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上计”是指地方官到京师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的地方，由此来看，也就是董其昌再次复出为崇祯四年，出任礼部尚书(正二品)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的时期。此任职两年后，即崇祯六年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可是，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的同年，他又向皇帝请辞，被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离开了京师。由此推断，董其昌第二次复出在京任太子太保和在京的最后一年是同一年，所以书写此手卷的时间应该是崇祯六年，时董其昌78岁。
手卷迎手题大字“字中禅”，小字书：“醉素千文深得逃禅之意，余漫参之，苦无印可之者。董其昌。”钤“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
禅，佛教指静思、坐禅。“字中禅”，意即在学书法、学怀素草书的同时，亦能得到佛教的禅意。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禅风浸盛，士大夫中间逐渐形成一股逃禅之风，以无端空虚禅悦，自悦于心，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谈禅的，董其昌亦在其中。逃禅的方式也很多，诸如创寺修庙、施田立碑、接纳高僧、谈禅说理、披剃空山、著书立说。董其昌在怀素草书千字文中，悟出“醉素千文深得逃禅之意”。此种风气的深层原因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的腐朽糜烂。
当然也可以说逃禅是一种智慧，董其昌可称得上当时逃禅高手，并且在逃禅中得到利益和实惠。譬如，万历年间，朝中关系复杂，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政治风波频起。董其昌却以对政治的敏锐，用逃禅的智慧，一察觉风吹草动，立即坚决辞职归乡从事他所爱好的书法和绘画，巧妙地躲避官场风浪，待到风浪过后，再买回官职。特别是崇祯四年，董其昌被召回京，出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崇祯六年又擢任太子太保，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可是，就在这年六月，董其昌在内阁中的两个好友，一个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被罢官，另一个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郑以伟死在任上。他马上就以耄耋之年、疾病缠身为由，连续上疏五次求退，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安全地告老归乡了。回乡后，他精研书法，醉心绘画，论禅事，博收藏，悠哉几年，丙子(1636年)仲冬，忽痰作，不三日而逝，终年82岁。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但他最得意的则是其小楷，这也是对他当初写字太差的最大补偿，凡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以小楷作跋者，皆为董其昌得意之作。此手卷的正文卷首，董其昌先用小楷题“临唐怀素千文”六字。在卷后的跋文，董其昌又以小楷书写长跋：“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素书虽称颠，实不逾法；虽称瘦，实不露骨。如《圣母碑》，亦唐时所刻，犹存此意。《自叙帖》稍有出入，前人疑信半矣。张长史《千文》《潭帖》刻八十余字，有龙蛇飞动之势，正可与素师《千文》并参。自二王行草外，独此自标胜会，所谓凿混沌而独创者。董其昌书。”首尾两次以小楷作题跋，可见董其昌对于此手卷的重视与满意的程度，长跋小楷又被翁同龢赞为“超秀”。
过去教育，《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是最基础的启蒙读物。这“三、百、千”，对文人来说，最受重视的还是《千字文》，书法史上的众多书法大家，诸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钟繇、智永、张旭、怀素、孙过庭、赵佶、米芾、朱熹、赵孟、文徵明、邓石如、赵之谦、于右任等等，都曾经书写过《千字文》。
《千字文》备受重视，首先是因为皇家编著。南朝梁武帝为了教育他的子辈学习书法，在四十八年(547年)，责令殷铁石在王羲之写的碑文中拓下不重复的1000个字，供皇子们临摹书法。但是，由于这1000个字每个字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不好记忆，梁武帝就召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用一个晚上，硬是把1000个孤立的字，编辑成四字一句，前后贯通，互不重复，朗朗上口，适于诵读的《千字文》进呈梁武帝，受到皇上的好评，周兴嗣也为此一夜累得须发皆白。
董其昌非常喜欢《千字文》，甚至把《千字文》“融化于血液中”，指导自己的行动，董其昌为项圣谟题写的《行书四言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京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董其昌《行书四言联》，纸本，纵94厘米，横17.5厘米，上联为“群居闭口”，下联为“独坐防心”，题款“为孔璋兄书，其昌。”孔璋即项圣谟(1597～1658年)，为著名书画收藏家项元汴之孙。前文提到董其昌年轻学习书法时，曾与项元汴相识，并遍览项氏收藏的书画，受益匪浅。世事轮回，董其昌晚年又与项元汴之孙项圣谟成了忘年好友。董其昌年长项圣谟42岁，将其一生的处世经验，用楹联的方式传授给项圣谟。联语虽然出自《增广贤文·家篇》“群居守口，独坐防心”(仅差一“闭”字)，但与《千字文》“易輶(yóu)攸畏，属耳垣墙”的意思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在提醒人说话时，最怕旁若无人，毫无禁忌，要留心隔着墙壁有人在贴耳偷听，即便是自己独处时也不要有无益的妄想，这反映了董其昌的处世哲学，也是他逃禅的宝贵经验。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兄长翁玉甫在湘中任职时得到此卷，后送给了翁同龢，翁同龢珍藏26年，同治四年(1865年)作跋：“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先兄玉甫于湘中得之，特以畀予，藏筪中廿有六年矣。冬夜展观，不胜感慨。乙丑十月廿八日，翁同龢记。”钤“虞山翁同龢印”(白文)、“紫芝白龟之室”(白文)。
此手卷民国时期被傅筑夫收藏。傅筑夫(1902～1985年)，河北永宁人。1921年考入辅仁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曾在鲁迅指导下研究神话传说，并在河北、安徽、中央、南开、人民等大学任教。精鉴赏，喜收藏。尤喜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钤“筑夫鉴赏”“傅氏双桂轩珍藏”二印。
“文革”时期，归康生。康生(1898～1975年)，山东胶县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擅长书画。钤“求是斋珍藏印”。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日渐兴盛，此卷被李秋林收藏。李秋林(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寓居北京。精鉴赏，喜古代书画收藏。与书画鉴赏家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章津才、秦公等诸先生过从甚密，曾携此卷向以上诸先生请教，得到诸先生肯定。钤印“秋林收藏”(阳文)、“丰硕堂鉴藏”(阳文)。
京博艺术博物馆在瓯江草堂主人易苏昊先生的帮助下，以巨资购得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又诚邀四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委员，即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许忠陵，北京市文物鉴定研究所副研究员章津才，天津市文物局研究员刘光启先生进行鉴定，四位国家鉴定委员一致鉴定为董其昌作品真迹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