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期，再续青瓷辉煌
古文献记载，龙泉窑“烧造地点在处州(即现丽水市)龙泉县一带，开创于三国两晋，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南宋至元属鼎盛时期，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
宋元为龙泉窑鼎盛时期已属共识，无论中外博物馆还是浙江龙泉当地的古窑址都有丰富的藏品、标本。1991年9月，在四川遂宁市全鱼村发现以龙泉窑青瓷为大宗的南宋窖藏近千件瓷器；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打捞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其中近1.2万件是龙泉窑瓷器。这些考古的重大发现，是龙泉窑青瓷生产技术巅峰时期，声名远扬的一个缩影。然而，“衰于明代”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文物专家依据龙泉境内明代窑址大幅度缩减，以及发现青瓷实物数量偏少而得出的结论，业内一直存在争议。随着许多考古的新发现，这种结论渐渐失去根基。
2004年，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窑址的发现，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近万件，证实明初洪武至成化，朝廷在龙泉大窑村、溪口村设置官窑，也有“官搭民烧”，烧制期跨越了近100年的时间，颠覆了原来的龙泉窑发展史乃至陶瓷史。明代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特别是釉下纹饰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一体的刻花工艺，可谓登峰造极。
官窑毕竟专供于内府，藏在深宫与百姓无缘，而同一时期，龙泉乃至丽水地区金村、松溪、竹口等许多原来认定为宋元时期的民窑窑址，均有明代龙泉的标本出现。 就在龙泉官窑考古发掘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受国家文物局的指派，到肯尼亚研究发掘当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龙泉青瓷。他认为这意味着以往被认为是元代的龙泉青瓷，应属于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明代初期龙泉民窑产品，无论工艺上还是时间上都比较吻合。
2007年 1月20日，中国考古学界宣布，著名青瓷产地龙泉窑在明代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
明中后期，龙泉窑场沿海大迁移
自从纠正了以往考古界认为龙泉窑“衰于明代”的判断，专家、行家众口一词地将说法改为“衰于明代中后期”，因为书本上说，“明代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只是时至今日留下的一个研究明中叶以后龙泉窑青瓷的空白点而已。早在南宋时期，龙泉窑以龙泉县为中心，就已向周边地区不断辐射，窑场在丽水所辖的遂昌、松阳、云和、缙云、庆元等县以及温州、宁波、衢州等地区扩展，形成庞大的窑系。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之间，溪水环绕，奔流而下，与江、河、海均纵横交错，通畅无阻。古时江南水网密布，水路是以往交通的主枢纽。现今发现的古窑址几乎无一不是依山傍水而建。依山，即选择宜窑山形，兴建龙窑、馒头窑和青瓷作坊，就地取瓷土，就近砍松材；傍水，即尽可能毗邻水埠码头，既可以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以通过方便船筏等水上运输，减少生产、销售成本。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在唐、宋、元的繁盛时期，国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众多支线港和口岸组成。据史料记载，明代两次实行海禁，又两次开放。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寇患和防止金银外流，在海上贸易除允许部分国家通过“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上贸易一律禁止；永乐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加上社会稳定，海防巩固，海禁随之松动；嘉靖时期，沿海寇患猖獗，朝廷又重新实行海禁，封锁沿海港口；隆庆初年，随着明军剿灭倭寇，朝廷又开放海禁，直至明败亡后继续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朝小朝廷覆灭，足足有100年左右，海上贸易仍然兴旺发达。由此可见，海禁造成龙泉窑衰退的说法并不确切。
多年前，我在厦门的白鹭洲古玩城发现了很多出水瓷，除了青花瓷居多外，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龙泉窑青瓷，其中香炉、执壶、砚台、苹果尊、水盂、象腿瓶、灯盏、烛台、印模等器物品种繁多，但是在龙泉当地以及浙江沿海却十分鲜见。
我走访当地行家、藏友，得知福建紧挨浙江丽水一带的浦城、松溪、霞浦以及莆田、同安、建阳、南平、南安、厦门、福清等闽江流域流经的地方均有明清青瓷窑遗址，生产的工艺与龙泉青瓷一模一样，属于龙泉窑系无疑。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福建沿海的庙宇、祠堂里，还保留着不少明清时期传世的龙泉窑系青瓷香炉，多数是三足，兽头纹或无纹，炉体有盆式、鼎式、樽式、筒式、悬足等形状，中间和底部无釉，大的直径有40多厘米，小的直径不到5厘米，有的全身无纹饰，只有冰裂纹；有的装饰着海水纹；有的周身刻划篦纹、花卉纹；有的八卦纹环绕，有的贴塑点缀……这些事实表明，所谓青花瓷兴起，并没有在民间给龙泉窑青瓷带来致命的冲击，至少在福建是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我在泉州收藏到一件明代龙泉八卦卷草纹兽足铭文大香炉，直径26厘米，底部刻着铭文“嘉靖十七，舍大炉，人福全，陈显”，是个人定制捐给庙宇求全家平安的佛前供器，可作为研究判断的标准器。
带着疑问我曾经重返浙江丽水地区，拜访行家、商家均无答案。经过遂昌金矿黄金博物馆，当我看到明代督矿官员的生活用具中有龙泉窑系大香炉、海水龙纹(四爪)大盘、盖罐时，茅塞顿开：明代中后期，龙泉窑系重心往福建沿海迁移。
只要翻过几座山，龙泉的窑工们就可以一脚踏进福建境内，选择宜建地形。遂昌更是横亘浙闽两省，它南临龙泉，西接福建浦城，有几个村庄正好在省际交界处，村民居住于遂昌，劳作却在浦城的田地里，鸡犬相闻于两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与浙江地貌、资源特征如此接近。况且，海上丝绸之路最中心的港口泉州，无论出口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是最大的中转站。浙江境内的窑场大举迁入福建境内，距离泉州更近，符合运输成本下降的理由。
除了这个因素，明代中后期丽水地区瓷土、松柴资源面临枯竭也存在可能，资源开采量过大造成水土流失更为可能。当我现在踏进古窑址的时候，只见附近大多数的溪流缓缓流动着，几近干涸，无法想象在古代能够通船的景象，这就是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的结果，好比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齐家文化，在出土新石器时期陶器中，竟出现海底砗榘做的装饰物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2014年初，我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一篇名为《考古发现广东境内龙泉青瓷窑遗存规模宏大》的报道，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余里村发现一处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明代龙泉窑系青瓷窑址，遗址中有大量废弃堆积瓷碎片和匣钵，出土大量青釉瓷器残件，种类有碗、盘、杯，碟、瓶、炉等10余种日常用瓷以及窑具匣钵、窑垫等生产工具，产品烧成采用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用匣钵装烧，烧制特点和产品特色与其他龙泉窑产品如出一辙，说明当时海内外市场对于龙泉青瓷的需求量很大。
浙江至广东，需要横贯整个福建，这个龙泉青瓷窑能够迁移到如此远，实属意外，然而连广东都能够迁移的事实，正好可以说明龙泉青瓷窑往福建沿海大迁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的空白点，留给我们探究与想象的空间，往往不可估量。
清代，尚有遗珍待俯拾
清朝268年，以闭关锁国政策为主，长期实行海禁。清政府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甚至实行了残酷的沿海迁界，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那么，龙泉窑果真“终于清代康熙年间”吗？
据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叶佩兰《清代龙泉窑系青瓷》一文记载，故宫博物馆至今收藏有6件带有清代年款的龙泉窑青瓷器物。它们分别为：“大清顺治八年制、康熙壬辰、乾隆庚寅年、同治四年、光绪癸未、光绪十九年”，其年代排列贯穿整个清代。这充分说明了直至清末，龙泉窑仍有产品传世。
与清代同时期，大洋彼岸的欧洲正在为龙泉青瓷“癫狂”。1700年(清康熙39年)，沿着大航海时代“新航路”出发的第一艘远洋中国的法国商船“昂菲得里特”号顺利返抵巴黎，当一箱箱极其精美的龙泉青瓷被卸下船，并在灿烂的阳光下开箱检验的时候，人们惊呆了，他们第一次见识到路易十五王冠上宝石一样湛绿的瓷器，惊愕于世上竟有如此精美的工艺品，其热爱几乎到了“癫狂”的地步，一时间居然找不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溢美之词。正好著名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在热演，亚司泰来的情人雪拉同身披青色斗篷，与龙泉青瓷色泽如出一辙，高尚的爱情和高贵的瓷器被浪漫的法国人巧妙嫁接在一处，于是便以“雪拉同”来称呼龙泉青瓷，从此，“雪拉同”的美名蜚声欧洲。欧洲人以“雪拉同”作为最珍贵的礼品赠送朋友，表示相互的深情厚意，如同雪拉同与牧羊女那样的纯洁高尚的爱情。
美国《史密森》杂志曾经讲述，19世纪中国青瓷、青花瓷仍然大量出口欧洲。纽约作为高古瓷器拍卖交易的重镇，近几年佳士得、苏富比等大公司每季都不乏龙泉青瓷，成交了很多价格较高的精品。香港佳士得是历年拍卖龙泉窑青瓷最多的公司，曾拍过很多亚洲重要藏家的藏品；香港苏富比历年上拍的龙泉窑青瓷多为元、明、清时期制品，其中明代制品的成交价格较高。
一水之隔的日本，收藏瓷器者普遍喜欢龙泉青瓷，成立于1906年的日本东京茧山龙泉堂是经营龙泉青瓷著名的古董店，眼下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南宋至清代龙泉青瓷精品，不少来自日本回流。 海禁，实际上根本没有禁住民间的海上走私。海禁的后果，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造就了海盗独霸海疆的局面。据《中国海盗史》记载，明清以来，民间海盗中枭雄辈出，他们不像地中海的海盗那样挂着骷髅头的旗帜，狂饮朗姆酒以后杀人越货；也不像现在的索马里海盗专干绑架的活儿，而是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海上营生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团队，一度控制了往来的商路，收取保护费，或者主导海上贸易。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学家、作家雪珥在翻阅国外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不敢贸然去惹中国海盗，因为中国海盗的实力、装备、规模、战斗力对他们有很大的威慑力。珠江口女海盗郑一嫂和养子张保仔统领的红旗帮就属于非常强悍的海盗团队，其装备精良远胜大清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