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天下称碑林的石刻群林林总总，但《辞源》中的“碑林”条下却写着专指西安碑林；日本明仁天皇可以不去兵马俑，但执意要来西安碑林寻找“平成”年号出处。
然而，有几人知晓，集中了我国金石精华的西安碑林，千年来几度濒临毁灭的悬崖边？
保石经，宋人汇聚唐碑成林
处于文昌门内的西安碑林，创建于宋代，至今已度过了近千年的沧桑岁月。
追本溯源，碑林创建是一次偶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蓝田四吕之一的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发现唐朝遗留下来的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露天随意放置在长安城唐尚书省废墟西侧，而且四周环境糟糕，尤其是这里地势低，一下雨就积水，使得经石根基湿软，纷纷倒地，时间一长就有了人为破损。饱读经书的吕大忠心里的滋味甭提有多难受了。
开成石经是公元833年，唐天子下旨历时四年刻成的，是饱学之士呕心沥血校正后的文化经典。这部卷帙浩繁的石刻典籍共刻114石，228面，每石高216厘米，宽83～99厘米不等，计有《周易》等共12种经书，加上附刻文本，共计160卷，65万余字。石台孝经则是早年由唐明皇注解和书写勒石的。
思虑再三，吕大忠决定将这些石经“徙置”。迁移工程当年秋天开始，冬天结束。吕大忠不仅给石经在长安城内找到了一处环境相对好的地点，还给石经找了一些“伙伴”，把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等大唐名家的书法石碑汇集了过来。这些石经所在的院落，宋人称其为“碑院”，也就是后来的碑林。史载，碑院当时位于 “府城之坤维”，具体在今天西安城哪里，至今无人弄清。
16年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碑院第一次搬家，原因一是其所处位置仍不尽如人意；另外是，这些被集中起来的碑石，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唐碑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府帅枢密直学士虞策，为碑林看中了长安城内的一块“避难”宝地，那就是“府城(长安)之东南隅”，因为这里“水易就下，地且文明”。从此，碑院就移到了府城之东南隅，也就是今天西安城文昌门内的碑林博物馆所在地(明时扩城，故宋时说此地在府城之东南隅)。
此后的近千年，碑林经历了数度劫难。
金元时，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
北宋末年金朝初期，碑院遭遇第一次磨难。在抢夺长安城的宋金战争中，覆盖保护石经的房屋全部被毁，石经又一次被扔弃在了荒废的荆榛瓦砾间。碑院既承受日晒风吹雨淋等自然灾害，还受到了牧童樵子的人为破坏。胜者为王败者寇，女真人在关中立稳后，对碑林进行了一次加盖碑廊的修复保护。
然而，好景不长，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踏破了碑林的宁静。公元1231年大金正大八年(辛卯)春，蒙古骑兵攻陷凤翔城，京兆府豁然临敌。历史又一次惊人的相似，金军如丧家之犬弃逃京兆，拆毁长安城，迁徙百姓赴河南。“辛卯迁徙，废荡殆尽”。碑林石经和唐碑本在迁徙之列，但蒙古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临城下，沉重的碑石没来得及被运走。但是，金兵已把碑廊等建筑拆毁，把所有经石碑刻全部推倒，甚至摧毁了一些碑石。这时，碑林内是什么惨景呢，后来元代人亲眼所见是：“袭以摧仆”“碑尽摧倒”“殿宇倾颓”“其摧毁摧仆不知几年矣”。据载，金元时期碑林两次被推倒，损毁大半。
蒙古军队初占八百里关中，屠杀百姓，迫民为奴，强占耕田为牧场。在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气氛里，偷生于“省幕”(元代设置于陕西的官府)儒生王琛甘冒掉头危险，说服了蒙古驻陕官员同意，把碑林倒地石经全部扶正，并接补上了断裂石块。后来，又有儒士官员等雇工对其他唐宋断裂碑石修补续接，扶起栽立。两次整修拯救经石于消亡之际，功莫大焉。
元后，碑院方才逐渐远离兵火，得以稍歇。
天灾降，关中大地震重创碑洞
侥幸逃生于一场接一场人祸当中的碑林，在明代却遇到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天灾，几近亡灭。
出身满族正黄旗的小伙子杨烨，在碑林当讲解员已8年，耳濡目染学者专家的演讲和研究，对这里的每通碑石来历和经历了如指掌。说起碑林，他最心痛的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1556年1月22日)关中大地震，使得碑林瞬间残石林立。据记载，这里近千块碑石扑倒断裂，大量文字剥落消失。
确实，我穿梭在碑林里，看到许多珍贵名碑都是拼接而成，伤痕累累，缺口触目惊心，字迹时断时续，不忍卒读。
石台孝经，地震中陷地1米深，唐人在四面碑石上沿隙合缝处所设置的石质榫卯断裂，四面碑石也局部掉落。尤其是经石东面、西面的左、右四角全部震缺，文字不复存矣。祸福相倚，1975年，修复石台孝经时，人们从经石夹缝里发现了唐宋文本，有吴道子的《东方朔扛桃图》、唐梵文经书、宋代集王羲之“千金碑”拓本、金朝女真文启蒙教本等。开成石经地震中折断者有40余石。
地震中，颜真卿早期书写的“多宝塔碑”额首摔断，其上的“大唐多宝塔感应碑”刻字少了“宝、碑”二字，碑左边腰部也残落一块。集王羲之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从中间断为两截，多字剥落。地震还使一些碑石的精美翘首底座“龟趺”失去首脑。众多书法名碑因这次地震残缺不全，使后人无从瞻仰其旧日全容，把玩作者一气呵成的笔法和行云流水的思路，留下了绵绵无尽的千古遗恨。
学者路远说，地震后，明廷地方大员对碑洞进行了抢救。他们先是在碑石的断裂口填埋上瓦片瓷器碎末，然后用三合土覆平裂口处，继而扶正碑石。对于开成石经因地震“文义断阙者”，则是参照各种版本的经书加以补刻。所补文字刻在96块113面小石上，嵌置于石经旁，共约53000字。补刻工作由府县三学的师生承担。西安知府对碑洞建筑也予以震后修复。
碑林历时弥久，遭致损坏无数，明大地震是唯一一次非人为因素所造成的。至今人类尚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其来去犹陨星掠天，瞬间即逝，造成的灾难巨大无比。碑林防震，路漫漫其修远兮。
拓碑帖，凿字铲石名碑消亡
若把历史上碑林的灾难都算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上，那不是事实，许多小民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破坏了碑林。
现在，人们漫步碑石丛林中，会发现许多碑刻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导致这种结局除了自然风化因素外，没有节制的恶意拓帖，难辞其咎。
碑石拓片，偶尔为之，有助学问研究和文化传承。但近世以来，出现了成年累月川流不息在古碑刻上敲打不停的拓片生意人，对碑刻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自清朝始，碑林四周拓片铺子鳞次栉比，绵延数里，碑林拓片走遍天下。这种风气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明代《重修孔庙石经记》对损害碑林的这种行为已经予以揭露：“岁月既久，印摹者多，渐有磨灭残阙不可读之疵。”
在碑林浩瀚的碑石里，有一通颜真卿的“臧怀恪碑”，观者往往火冒三丈，咬牙切齿。该碑是颜真卿60岁时写就，书法苍劲浑厚，字体丰伟刚健，是世间艺术珍品。然而，碑上的“国”字等都被人为凿失了。原来，一些拓印小贩为了一己眼前小利，自己拓印碑帖后，就铲除碑刻上的一些重复字，使得其他人再无法拓印全本，从而高价沽售孤本拓片；后来的拓印者更是丧心病狂，拓印后竟然开始铲除碑刻上的唯一字，以使自家拓片绝无仅有。“臧怀恪碑”就这样被利欲熏心的拓印者凿刻得面目全非。
还有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阴暗心理，对古代碑石文字故意磨平。文豪苏东坡，一度被贬到黄州(赤壁)任水军团练，其间写下了10首诗。出于对陶渊明的崇拜，这十首诗全部采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文字，无一出其右。碑林所藏一通碑石上就有苏东坡亲笔书写的其中六首。诗文碑刻，有他人在上点评题跋，当属正常。然而，这通苏东坡诗文碑上的后人点评题跋统统被人故意凿掉。从凿痕来看，各种工具都有，也暴露了多人曾对碑刻暗中铲凿的事实。
就在碑林要折戟沉沙于这股恶风的关键时刻，陕西巡抚毕沅来到了碑林。这位政绩突出、文采斐然、著作传世的地方大员，有一次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毕沅在自己的《陕甘资政录》中记述了其对碑林禁止拓帖、建筑规划、藏石整理、照顾拓工生活等方面的事情。他不仅建成了“堂五楹”和“敬一亭”，还“又南建庭并左右廊庑数十楹，砌置开成石经及宋元以前碑版，又南置石台孝经”。同时他还在这些碑刻廊庑四周建了一圈栏杆，设置一扇门，钥匙由有关管理人员拿着，阻止他人随意入内“恣意摹拓”。
抗战时，避空袭碑刻埋地下
当历史的车轮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碑林又一次风雨飘摇，命运多蹇。所幸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文化贤达保护碑林这艘老船度过了险恶的时代风浪。
满目疮痍的碑林在1935年10月9日，迎来了蒋介石。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事后亲笔给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黄文弼的信中说：“蒋委员长莅陕，曾亲到碑林视察，对此(注：碑林破败景象)极为注意，并面谕从速加以整理。”
大修碑林的各项工作开始展开。1936年11月9日，经过公开招标，曾维修北京故宫的北平鸿兴公司中标碑林维修工程。期间，西安事变爆发，准备工作一度停顿，但旋即恢复。1937年4月，行政院拨款5万元，加上省政府拨款，碑林维修工程开工。3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但工程没有中断，一直进行至1938年3月的竣工收尾。
这次维修等级很高，可以说是国家工程。除了邵力子、孙蔚如、张继等民国大员参与工程指导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题写了“整理西京碑林奠基纪念”，现手迹尚存。另外，于右任为维修的碑林题写了“西京碑林”匾额。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参与了工程设计。他将碑林第二陈列室改为正面歇山式十一间、两边配殿式各六间，第六、第七陈列室则改为歇山式五间。为保护开成石经所加的钢筋混凝土亦为梁思成设计。此外，原排碑图中各室碑石均为横排，后采纳梁思成建议，除第二陈列室开成石经因固有序列不宜改动外，其余各室均改为竖排，改善了碑室采光条件。
国民政府整修后的碑林建筑与昔日相比变化非常大。碑林原有的十一区中，除一、八、九区照旧翻新外，其余各区均拆旧盖新，共建成陈列室8所，储藏室2所，卷棚3所，游廊6所，休息室、管理室各1所。我们今天看到的碑林主体建筑，基本上是民国这次维修所奠定的，没有多大变化。
国难当头，除了大修碑林外，为防止日寇轰炸毁碑和入关抢掠碑石，时人更是煞费苦心。1938年，日寇逼近潼关，并开始频频空袭西安。民国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致函陕西省政府：“西安碑林如何设法保护？”身在重庆的于右任、张继等人也来电，嘱请设法保护碑林。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东汉熹平石经残片的心酸保护之路。这片当初发现时轰动天下的石经残片，是于右任花重金购下，并于民国二十七年捐给碑林的。1938年7月17日，碑林管理人员张鹏一将熹平石经残片秘密埋入碑林东院。1939年10月，形势紧张，张鹏一又将残片运回家乡富平董南堡村，吊挂于老家中的一枯井内。1943年10月，张鹏一临终病逝老家时，叮嘱家人务必悉心保护石经残片，完璧送归于右任。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张鹏一之子辗转把石经残片归还给了三原于右任族人。1952年，石经残片回归碑林。
为在敌机轰炸中存续碑林，国人开始为碑林各展室建筑防护工事。“按照原定计划于(1938年)八月二十六日动工，嗣以敌机肆扰，旋作旋辍，延至上月(10月)下旬，始将各室防护工事暂告完竣。”防护工事结束后，石台孝经还被用土坯铺泥四面包裹；开成石经则在土坯铺泥的基础上，外用青砖予以砌固。
对于唐碑和魏晋墓志，则被全部埋藏在了碑林东院。他们先挖一个“深度二丈五尺”的大坑，再于坑壁向南开凿一个“宽四尺，高三尺，长三丈三尺”的洞穴，“洞开口向北”；洞口外东西两侧又各开一洞，“东侧洞深丈余，西侧洞深三尺”。“正洞藏魏墓志，东侧洞藏唐各代墓志，西侧藏《禹迹图》”。“洞口均用砖砌封”，然后再将大坑用土筑平。埋藏过程中，数度遭遇空袭警报，前后费时半个多月。同时埋入碑林院内的还有唐景云钟等珍贵文物。碑林善本图书运往了眉县，其余图书运往了城固。
在那个国家无力保护子民和国土的岁月里，一群羸弱的文化人和有识之士为看护国宝而续演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碑林大戏，让后人每每忆起，无不潸然泪下。
文革里，碑林一度封门自保
生于忧患，对碑林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时光到了上世纪60～ 70年代，碑林何去何从“揪”人心弦。
赋闲在家多年的70岁碑林老研究专家——张伯龄女士，时常翻阅着上世纪60、70年代自己为碑林收集碑石而做的记录文本来回忆人生。那段岁月，让张伯龄在碑林人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形象。她和同事们在时局中没有迷失，更没有惊惶失措，和先贤们一样为保护碑林做出了个人的努力。
1966年，张伯龄一行到北京参观学习，回来路过河南洛阳白马寺火车站时，地方上一些人给她们从火车窗口塞进一些传单，说河南一些红卫兵把佛教名寺白马寺给破坏了。返抵碑林，张伯龄把这些传单呈送给了碑林的管理层。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但西安还没有波及到博物馆领域。即使如此，碑林上下未雨绸缪，通过努力，使得碑林得以封门，不再公开对外。1966年至1969年，碑林完全闭门自保；1969年至1971年，碑林偶尔接待国家安排的外宾。1971年7月1日，碑林借举办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重新开放。
封门自保后，依然有一些人找上碑林。曾经有一批人要破四旧，来到碑林“铲除封建主义残余”。碑林人紧紧守住大门，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书生心态，给这些不速之客耐心讲解碑石无关其他，它们是大浪淘沙中留下的人类和祖国瑰宝。可能是碑林人的誓死护石气势镇住了他们，最后，这伙气焰嚣张的不善来者原路返回了。
打发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且来头更大。从北京来的一批红卫兵，无论碑林研究人员如何苦口婆心的讲解，他们非要闯进碑林不可。为了不致于矛盾激化，导致更多的红卫兵前来“声援”，碑林人改变了策略，请这些从京城远道而来的红卫兵进来“参观”。自从红卫兵踏进碑林一刻起，碑林的所有专家学者和领导馆员都站在碑石旁讲解通通碑石的坎坷经历，以及它们所传承的中国历史文化。也许听得入迷了，也许觉得石头实在不碍事，这些小将们竟然没有对碑石大开“砸”戒。不过，红卫兵们走进碑林第四展室，迎面看见孔子石刻像后，就立即拉下脸来：“孔老二怎么能摆放在这里呢？”碑林人员赶紧让“孔子”靠边站，方保住了这通碑石。
张伯龄说，在那样的年代，碑林里也有各种“派”，但在保护碑石的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正因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碑林人不但阻隔了时代风暴刮进碑林，还组织了三个小分队赶赴陕南、关中、陕北，从当地革委会领导手中抢救回了一大批迟早要被烧石灰(富平县唐陵上的碑石雕刻其时一股脑儿被扔进石灰窖)或者砸碎修路、修桥、修屋的名碑，如唐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前秦隶书“广武将军”碑、东汉延熹五年“苍颉庙”碑、汉隶书“仙人唐公房”碑以及宋代米芾书碑、杨家将佘太君后人石碑、元代文人刻碑等数十通人文名碑。
躲过文革大难的碑林，近四十年以来藏石不断，遂于2007年始，在石台孝经东侧所置空地开工建设新石刻艺术馆。千年的风云变幻，荡涤了多少繁华，却没有侵蚀掉那一块块浸润着中华文化因子的石头，相反它们顽强生存汇聚一起最终蔚然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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