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张大千精品绘画展和毕加索版画展反响迥然不同。尽管版画不是毕加索的主要创作方向，但参观展览的人仍非常踊跃。而大千先生的画展却冷清许多。

　　郭怡（子宗）：毕加索的东西中国人见的很少。中国观众应该有兴趣、有欣赏能力来看一看这个在西方美术竞争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一点不足为奇。中国画家和读者对西方画家和作品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画的了解要多，要深，要全面。但遗憾的是，中国画的教育在一段时间里被削弱了，它曾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受到批判。我认为中国画本身代表的内容、内涵要比西画多得多，中国画家的培养过程要比西画长，这其中包括提高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美国人问旅美画家张书旗，培养一个你这样的画家要多长时间？张说：“5000年的中华文明加上我的岁数。”邓拓说，中国画最好学最难懂。要了解中国画中的内涵精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记者：中国画很古老，很深奥。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它往往给人一种生命力不够蓬勃旺盛的感觉。

　　郭怡（子宗）：我在加拿大讲学时说，中国画将来可能会是世界上最普及的画种，很多教授都鼓掌认同。中国画有程式化的特点，很多人学上三二个月就可以画得很有意思，大家都可以很快进入，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

　　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基本没有华人学生。但到场的师生几乎都认为中国画有内涵。他们认为中国画美学方面的一些要点，意境，线条，不受时空限制的构图，笔墨的自由渗化、气势、契机，与他们的现代艺术非常吻合。我在西方博物馆中仔细研究过他们的静物画、植物画和动物画，突然发现了中国花鸟画的特点：中国画不刻意追求客观美的描述，而是通过描写有生命的形象，巧妙地利用比喻兴借，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和看法。我们表达意境、情感，言物寄情，自然景物完全是一种媒体。我把这称为“大花鸟精神”。现在，西方的现代派绘画也在试图用画面来阐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中国画不谋而合。东西方高层次的艺术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非常一致。通过我们的宣传交流，西方正在掀起一个中国艺术的热潮。

　　记者：程式化是中国画的特点，它可能会促进中国画的普及，但程式化对艺术不可能不产生束缚。

　　郭怡（子宗）：艺术上升到程式化的高度，是完美的标志。但画家不能掉入程式化的陷井。中国画难的就是创造新的程式，要探索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形象，新的笔墨感受。我看到欧洲的现代园林，已经完全不是过去宫廷园林那个样子了。现在园林搞得非常自然，城市中间挖个泥塘，种上芦苇，那就是城市的肺。我本来就喜欢山野，这些年我多次进入热带雨林、非洲荒原，去了11次西双版纳，我在那种葱茏、茂密、繁复中去寻找生命节奏，在它的缠绕、攀缘、寄生、互生的植物群落中寻找生命的依托。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家园。我在树、草、苔、水、藤、花、石之中寻找自然结构的结合美，这是一种有机的组合美，是生命的本质。我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的色彩斑斓、艳丽、明丽中寻找和谐美，寻找那种竞生存不知春夏秋冬的神奇美。我认为每一个画家都要找到一个审美点，把它强化、高扬，这样的作品肯定与人不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感受。现在，我们对自然的感受与前人有很多不同，我们明白了自然和人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关系，更是一种精神的依托关系，因而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有了这种情感以后，你就不会像前人那么冷漠。

　　记者：中国画的作者与读者同样需要培养。这个培养的过程似乎一直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进行着。

　　郭怡（子宗）：从学校中一下子教出一个大师是不可能的。今天老师的责任，就是用现代思维把中国画讲清楚，讲得比较清楚明了，比较规范化。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中国画还没有一本正规的教材。教材建设对中国画非常重要。

　　我主张教学中一定要抓住中国画的遗传基因。抓住遗传基因，学生怎么变都行。原始的岩画，中西方都一样。后来中国画有了文学入画，哲学入画，诗歌入画，书法入画，金石入画，现代又有了西方写实能力入画。中国画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这种循序渐进的、包容性的发展，是中国画的规律。西方的绘画是从建筑、雕塑、物理学光学医学解剖学这么发展来的，在真实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两个发展非常不一样，在东西两极之间，中间地带大有可为。

　　中国画宣纸、笔墨，它的线条本身就是形象、节奏、韵味、精神、旋律。那种快慢、虚实、强弱的对比、情感的表达，只有中国画的线才能表达得深刻。抓住了这些基因，就要鼓励学生去变，因为变化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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