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届的Art HK刚刚结束，不少内地艺术界人士就已经大呼：香港的艺博会太棒了，内地政府一没政策支持二没资源优势，亚洲艺博会老大非香港莫属了！而候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观看完艺博会后也表示，香港要成为东亚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个与过往不同的来自政府之宣言。回看香港政府过往在艺术上的表现实在没有太大的作为，这是其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结果。当我们在观望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强势政策时，也有必要回看一下香港回归前后的文化政策变化，去预测一下这个“中心”未来的文化命运。

　　从“消极不干预”到以资源分配管制

　　其实香港的文化艺术政策有数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香港回归前的文化艺术政策，都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之中，以“反应式”的措施、行政主导和供应者主导的方式运作，没有一个总体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具体统筹香港的公共文化服务。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准备移交香港政权，大力推动文化基建，以便体面地交还香港；区域市政局与艺术发展局相继成立，连同民主化的市政局，因着它们的民选性质和议会性质，文化推动较以前着力，而且引入民意的考虑，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无疑是多了，但是推动文化建设的效果存疑。

　　在说到香港文化艺术政策时，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它预示着香港政府对文化艺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开端。环视世界各国，现代文化政策和部门建设都起步较晚，原因是传统政府都视文化艺术为私人修养的问题，是社会的装饰品而不是必需品。政府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很少特别成立一个独立文化部门管辖，而多是暂时安置于市政部门。初期香港政府将文化事务托管于市政局，也基于同一道理。

　　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决定兴建香港大会堂，并邀请当时负责卫生、市容、康乐和房屋的市政局参与策划建筑物的设计与发展，包括设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演艺场馆等。在大会堂建成之后，香港市政局和市政事务处等政府部门在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上，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催化这个角色最大作用是在1976年香港发生社会暴动后，为英国殖民地统治发出了警号。自此政府采取“因势利导”的管治政策来维持稳定，文化活动的发展正好配合这种功能，因此文化表演的娱乐和教育功能被政府所使用。由于资助方多为上流社会的外籍人士，因此资助的均为西方的高雅艺术。

　　这样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文化艺术而言有利有弊，利在于在当时熔铸了一种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文化人，为日后民间文化团体的成立奠定基础。弊在于政府对艺术发展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指向，导致整体艺术规划过于短视。据一些当时的记载看见，当时香港市政局(乃至于政府)倾向将艺术理解为“恢复精神与体力”的闲娱活动，而非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虑其工作的目标和范围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使香港社会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开始被外界冠以“文化沙漠”之名。工作时间缩短，闲暇的时间增多，社会也向消费社会模式发展。香港的文化政策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为开始了以科层组织管理文化服务，这也是70年代后期港督麦理浩主政时期(1971-1982)，公共开支猛增，政府编制扩张，公务员体系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当时以警队和市政事务处的编制增长最大，显示香港政府已从最低限度管治的政府向责任政府过渡，主动向市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1977年香港政府进行内部研究，确认自己在艺术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为“统筹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设施的供应者及推动者，并于有需要时提供财政或其他资助，以培养艺术新秀或发展新的艺术形式”，这个主导文化服务的角色主要是由市政局承担，而当时的政府也首次承认了它类似“反应式”的艺术政策，即是政府设立一些被动式的、反应市场需求的机制，当艺术界有明显要求时，才给予援助或咨询，支援(拨款)以短期为主，双方无强迫性的义务。

　　1977年，在“改善市容与市民的文化质素”的前提下，政府出资兴建香港艺术中心，可算是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由民间独立管理的艺术机构。80年代在艺术总监何庆基不唯余力地推动下，香港本土的当代艺术有了民间讨论，1991年他推动的“香港文化系列”及一连串的回归展览配合了在大学刚起步的文化研究 ，开始推翻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在“97”前后引起文化界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不少讨论 。艺术开始向着本土化发展，香港艺术中心贯彻了“反映现实，也能够挑战社会的规范，并且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的理念，对政府诠释的“文化艺术”的大论述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推广了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何庆基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总监对香港的艺术贡献良多，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本着良心推动当时认为是“低档的”，但贴近现实的“香港的”普及艺术，而这些文化身份的探讨是有由下而上的受到政府关注，不过政府则等到九七年后才有正式的公开讨论身份问题。

　　香港回归后，中国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影响了香港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加上近年在全球化环境下政府锐意要把香港转形为知识型经济社会，因此1998年特区政府部门改组，康乐文化事务处接替了市政局的管辖，康乐先于文化，文化活动仍是尾随康乐及体育归入娱乐消闲活动来大力推动创意工业。2000年政府成立文化委员会，由城大校长张信刚教授任主席。后来，经过一连串咨询，2002年提出一份有关香港文化艺术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却随董特首下台而未有照本办事；同年何志平出任唯一的艺术拨款机构艺术发展局主席，缩减该局拨款，成为臣服于民政局之下有名无实的小组织。

　　2004-2005年香港康乐文化事务处的文化预算开支为23亿，高居全球第九位，但康乐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发展局只得1.02亿经费。在政府的文化大论述下，“理想的文化政策应为香港建立一个认同中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为依归，承传于中华文化，而有东西文化特色的文化身份，以助香港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樑’，在全球化的趋势和知识性经济的要求下，用文化搞活经济(创意工业)、办好旅游与文化外交的隐藏任务。”“香港艺术”成了国族论政治之下，经济发展的“工具”。

　　其实由消极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政策，艺术也只是政治经济上的“工具”，由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都没有改变它作为“娱乐”的公共消费，虽然艺术发展局说是鼓励自由表达，发展艺术、实践、欣赏、接触及评论，但跟公民社会下的多元文化艺术本质没多大关系，所以政府在定义“香港艺术”时是把其它属“香港的”艺术排于建制外。

　　请给香港一个文化局？

　　进入2000年后，不少香港文化人都表明香港需要一个文化局，尤其是在今年的特首竞选时，诸位候选人，包括候任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都表明了要建立文化局。这表明了文化发展成为香港人关心的议题之一。

　　香港评论家胡恩威表示，重点是政策、人和资源能否到位。香港是英式社会政策，文化和教育医疗一样，均由政府负责提供大部分资源。港英时代的文化政策是十分被动和低层次的，英国没有把英国的人文精神植根香港，一切以引入西方文化一次过式的活动为本，并以入口西方古典音乐活动为重点，为的也只是歌舞昇平和包装香港一下。

　　对于全面培育香港专业人才，建立全民基础文化艺术教育，文化艺术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均完全欠缺。香港是有言论自由却没有基础文化艺术教育的地方，结果是香港明白和认识文化艺术观众人数，有减无增；香港演艺学院没有视艺和文学精英教育和研究体系，香港文化艺术不能全面提升。而最大的特色是香港在狗仔传媒和师奶电视独大之后，出现了一种艺术恐惧症，又或者是艺术无用论，整体香港人文素质大幅下流化、低俗化，要低俗才能入俗。只有低俗才能入俗，低俗娱乐独大。低俗文化是一种愚民的工具。成立文化局的好处，就是把文化立项为香港的一个重要政策，可以让香港市民面对和讨论文化及文化政策的问题。

　　但是香港前艺术发展局局长何志平对于建立文化局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为什么香港一直没有文化局，他认为是因为在宪治法治和自由主义思想流行的社会中，政府是能干预艺术生活的。但是仅限于使用公共费用、在公共场所进行或受到法例管治的文化活动，也就是俗称的“公共文化”部分。历年来，香港的文化政策都是透过具体的公共文化措施，与民间互动而成，而非透过文化辩论或意识形态辩论。政府在文化范畴的行政行为，亦采用一般的行政原则，如自由经济、公民自主与维持公共服务的财政原则等，而不因为特殊的文化考虑而破格处理，即所谓“文化例外”( cultural exception) 的方法。这样的方式，他认为能保证民间的艺术组织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但是这种所谓自由，是真的自由，还是放任其自生自灭呢？他却没有说个分明。

　　而且这样的政府机构一旦出现，它有什么的目标吗？根据一些香港艺术家总结，现在香港文化发展面前有几个困局，首先是与世界和亚洲脱节，脱节最大的理由是政府喜用对文化艺术没有认识的高级商业管理人士负责文化政策和管理，这些人把文化艺术看作是一种生意，没有什么深度；所以这些人根本不能够在国际文化界层面上沟通与合作，更严重的是政府只信外国人和顾问，不明白和不重视本土文化艺术，他们把所有本土文化界的意见视为反对派或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政府官员和立法会从来没有好好认真去学习文化艺术，政务官三年对调的政策模式，导致目前政府文化艺术政府短视和落后。这也是文化局成立后要解决的数个问题。

　　因此香港的艺术家都希望，假如香港成立文化局，必须以立根香港、面向世界为本。并以培育文化工作者教育观众为首要工作目标。首要工作是建立常设性的研究体制，建立一套知识为本的政策制定机制，提升康文署在文化艺术发展的职能，尤其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方面，设定更进取和积极的改革。在文化艺术巿场方面，引进国际化的文化数据收集机制，全面分析香港文化艺术巿场的现况。加强艺术发展局政策研究和艺术精英培育的功能。在创意产业方面更应在土地，精英教育，研究和国际品牌方面落手。加强创意香港的主动性。西九文化区更应成为香港文化艺术创意的展示和发展平台。

　　在文化上是否需要管理，其实可以从香港的经济发展上得到一点提示：正面来看，在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下，香港企业在过去数十年壮大兴旺，香港亦由普通的贸易转口港转型为今天享誉国际的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行业及经济集中度不受管制，缺乏全面竞争，加上没有法律和监管机构监察及执行相关政策，“自由”同时也成为妨碍商业竞争的催化剂。地产、电力、煤气、巴士／小轮服务及超级市场等跨行业企业财团通过把持没有竞争的各种经济命脉，有效操控了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和价格。

　　地产与文化，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但是在发展文化之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拆解地产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对峙？曾有人谓：“97”回归后，香港只剩下两个产业，金融业与地产业。地产成为了香港的新封建主义代表。各行各业都在地产霸权的缝隙中找寻生存之机。政府在面对地产霸权时，是站在地产商的一方，从“活化工厦”计划中便可见一二。

　　在“97”回归后，大量工业北移，那些见证香港曾经辉煌的工业大厦纷纷面临空置的命运。因此在没有政策协助下，香港文艺工作者自行“活化”，把原来工业北移以后的工厦空置率重新填满，包括视艺为主的“伙炭”、以音乐为主的官塘和以剧场为主的新蒲岗。但是这些行为在政府的眼中，都属于违法行为。

　　因此2009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创意办公室”，并于施政报告提出扶植六大产业的政策，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然而与此同步的却不是推出更多廉价土地、照顾和培育文艺工作者。而是向地产商和业主提供税务优惠与行政方便，加促工业大厦升值成为商贸大厦以至酒店的“活化工业大厦新政策”。据资料显示，当年香港工业用地已由80年代末期约800公顷，大幅下降至现在的300百公顷，各区工业楼宇交投活跃，累积升幅。2008年工厦的空置率6.5%，同期写字楼的空置率达到8.4% 。

　　但当时的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在推销政策时，只着重强调工业北移对显示在生产总值的影响(由80年代高峰期超过20%，至2008年的2.5%)，因而要进一步缩减较住宅、写字楼与商贸用途廉宜的工厦楼面。并再次重申各种在工厦内公众开放的创意工业用途(包括演艺排演场地，画廊和展览空间为主)为“非法用途”，强调改装后的工厦更适合文化创意工业发展。而这些已在工厦内成为“既成事实”的文艺工作者群起反对，游行抗议。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庆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活化工厦，是赶绝艺术家的。许多本土艺术家在2003年“非典”期间，趁着楼价低迷开始租用一些较大的空间作为工作室。但是政府此举，将一些工厦翻新租给艺术家，将这里变成一个艺术区。但是经过翻新后的空间价格依旧高昂。不仅吓退了艺术家，而且周边的居民看到这样的地方反而不敢走进去。好像将这个地方变成了动物园一样，大众看艺术家就是“看，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雕塑家”，十分怪异。曾经参与抗议的香港年轻艺术家周俊辉表示，至今其实火炭做展览室也是不合法的，当中涉及土地问题、消防问题。只不过全部官员，这么多个部门，他都会跟我们说“你别出声，我们现在是只眼开只眼闭，你一吵我们就不可能执法了。”不可能改变其面目了，只能由他(火炭)继续违法下去。

　　香港最有名的作词人林夕曾经谈到自己创作时如何把握商业与文艺的关系：“我就好像扮演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我披着看似凶狠的狼皮，就能够在森林里面生存，但是我的内心还是一只纯良的羔羊，希望给这个残酷世界里带来一些慈悲的观念。”现在香港一些商业机构似乎希望弱化“大口吃钞票的狼”的集体图腾，与“羊”进行后天混血，试图将商业与文艺搅拌混合成不功利、不做作的全新比例，输出商品更输出文化艺术，甚至价值观与人生观。但是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跟香港政府多年来的文化政策一致，利用艺术作为工具，粉饰太平。

　　或者正如胡恩威所说，在其他城市谈文化艺术是正常的事，但香港就是有些不正常才会谈文化。可能香港要真的开始谈文化，是要等到经济衰退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