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2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各方普遍认为市场仍处于调整时期， “腰斩”、“惨淡”、“严冬”、“探底”等词语频频见诸媒体，来形容市场的不景气。从各大公司的成交量来说，确实还没有走出下滑的区间；从普遍的成交率来说，依然低迷；从高价拍品来说，也没有往日的星光灿烂。然而，市场的收缩也不是绝对的，有的公司比如西泠拍卖成交率和成交量依然保持稳定；有的场次比如北京匡时[微博]的“过云楼专场”和“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藏重要档案专场”依然火爆；有的门类比如信札手稿收藏的热度不仅未现冷却，反而不断升温，亮点迭现。

　　2012年信札手稿市场热点回顾

　　2012年1月8日，在南京经典拍卖公司举行的拍卖会上， 1965年高二适致章士钊关于《兰亭序》论辩的一通信札及名家题跋长卷，以563.5 万元成交。

　　在接下来的春拍中，信札手稿显示出较强的市场热度。特别是中国嘉德[微博]推出的唐弢先生珍藏的部分信札手稿，受到藏家热烈追捧。其中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184万成交；“全国首届文代会代表签名纪念册”拍出149.5万；鲁迅、郑振铎编《北平笺谱》97.75万成交；陈毅致唐弢的一封书札以82.8万成交。

　　西泠春拍“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对日抗战七十五周年专场”成交率91.33%，其中孙中山的墨宝《花得东风一夜开》及题跋手卷成交483万元；国民党正面战场各战区司令、抗战名将、政要、抗战事件历史人物等往来信札316通，90万元起拍，184万元成交。

　　秋拍中，近现代名人书札继续受到热捧。中国嘉德推出的103通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成交价442.75万元；胡适三首诗稿以195.5万元成交。12月6日举行的北京匡时“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启超等重要信札手稿”专场拍卖，146个标的悉数成交，很多创出高价。其中，梁启超关于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的信札以379.5万元成交，创下中国近现代信札单封成交价的世界纪录；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2页信札，以25万元起拍，最后以356.5万元成交，单页超过170万元，创出中国近现代信札单页成交价的世界纪录。同时，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成交价为713万元；《清代学术概论》讲稿以368万元成交；梁启超关于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2页信札以264.5万元成交；梁启超的1页“脱离进步党通告” 起拍价13万元，最后以207万元成交。梁启超信札手稿的高价成交把中国信札手稿的市场行情推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12月31日落槌的西泠秋拍中，《西南联大师生致容琬诗文册》80万起拍，最终以345万元成交，成为2012年手稿市场的最后一抹亮色。

　　信札手稿市场迎来历史机遇

　　信札手稿虽然收藏的历史悠久，但不属收藏大项，往往附着在书画或古籍文献中，原因就是它的收藏人群不大。为什么收藏人群不多呢？因为信札多属尺翰短简，在唐宋以前就有“艺文之末品”的说法，不仅与占艺坛主流的书画作品难以比肩，而且也不如版刻古籍厚重。至于手稿，根本就是文人著作的草稿，很难保存下来，且艺术性不强。因此，长期以来能够进入收藏者视野的多为那些重要名人的信札手稿，即便如此，它也是收藏市场默默无闻的配角。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脑勃兴，换笔浪潮袭来，手写文本才开始变得稀有起来。“物以稀为贵”。那些带着书写者个性情感的信札手稿渐渐成为收藏者的宠儿，开始陆续进入拍卖市场。九十年代，能够意识到信札手稿收藏价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价格不高。偶有拍卖，关注者也不多。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约10万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却遭流拍。这一时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价值的信札手稿被抛到市场上，价格更低，如同废品。那时候开始进入这个行当的人都是先行者，后来普遍成为有实力的收藏家，如赵庆伟[微博]、樊建川、方继孝等。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拍卖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兴起了新一轮收藏热，信札手稿的收藏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收藏人群逐渐扩大。2002年的中国嘉德秋拍上，“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以990万元成交，打破了当时古籍善本的拍卖纪录。2004年5月北京华辰春拍中，徐悲鸿写给好友郭有守的两封信只有两页，估价6万至8万元，结果以23.1万元成交。

　　促使信札手稿热度上升的还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2005年启动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随着这项活动的持续进行，家书的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甚至普通人的家书也成了需要抢救的文化遗产。于是收藏信札手稿的人多了起来，市场上各类书信手稿的价格急剧攀升。这就导致了一般家庭不再随意处理所保存的书信手稿，即使有的家庭把书信手稿处理了，在被卖到废品收购站以后，其命运也不再是化为纸浆，而是被收购者所拣出，以高出废品数倍的价格转手卖给旧书商，旧书商再加价于收藏市场出售或送往拍卖公司。

　　2009年的拍卖市场也有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嘉德春拍中的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信札的拍卖。特别是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震惊了收藏界。在11月上海敬华秋拍中，国学大师陈寅恪的112件手稿，成交价是285.6万元，在手稿市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嘉德秋拍中，近代佛学家李叔同的77页手稿，拍出了257.6万元。

　　西泠拍卖在2009年秋拍中首次推出“名人手迹 碑帖法书”专场，并创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适《尝试集第二集手稿》212.8万元人民币，创近现代名人单件稿本最高纪录。2010 春拍，该专场再创100%的成交率，近现代名人信札、手稿的文献价值受到充分的重视。2010年秋拍，西泠拍卖推出了诸多共产党人的罕见墨迹，其中董必武、彭真等共和国元勋致魏文伯信札册以及康生致魏文伯信札分别创造了280万及274.4万的佳绩。

　　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古籍善本专场的李大钊、周作人致胡适关于《新青年》的3封信札45万元起拍，280万元成交；张学良先生定远斋旧藏的李梦阳、王宠等明人尺牍册156.8万元成交。

　　2010年12月10日，上海道明秋拍中“听帆楼后人藏宋元明尺牍暨明清精品书画专场”共18件拍品，均高价成交。其中北宋唐坰致胡宗愈《伸慰帖》，估价20万，以9128万成交；南宋范成大的《超然帖》估价20万，5656万成交；北宋司马光的《神采帖》估价20万，560万元成交。该场拍品多数属宋、元、明三朝的名家信札，成交过千万的有6件。明朝以前的信札存世本来就不多，所流传下来的大多保存在一些大的博物馆、图书馆中，民间很少收藏，这批信札集中露面实属难得，高价成交亦很自然。

　　2011年，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民国名人信札的拍卖与收藏也迎来一个高潮。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各大拍卖行都不约而同增设了“纪念专场”，晚清至民国时期名人书札、手稿成为藏家抢购的热门藏品，价格步步高升。

　　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特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名人墨迹专场”，共110件拍品，成交率93.6%。其中，荟萃孙文、谭延闿、李烈钧、胡汉民等众多国民党元老手迹的《先忧后乐》册页以345万元成交；另一件以孙中山《天下为公》领衔的民国要员墨迹册页276万元成交； 1947年蒋经国致陈立夫一封长达18页的信札从2万元起拍，最终以207万元成交；蒋中正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从18万元起拍，最终成交414万元。

　　在春拍中，中国嘉德推出了“凝望百年——政坛、文坛、艺坛名人翰墨留韵”专场，成交率100%。西泠拍卖推出了被装裱成册页的孙中山致何天炯的3通信札，包括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前写给何天炯的3封密信及信封，50万元起拍，103.5万元成交。同场拍卖的孙中山、黄兴、段祺瑞、蔡锷等民国政要致吕公望信札册，估价22万至40万元，最终成交195.5万元。蒋介石、孔祥熙、戴季陶等31人致贾景德、贾元茂信札，估价15万至25万元，最终成交138万元。20世纪50年代康生写给赵万里、冯仲云的八通信札，以161万成交。

　　到了秋拍，受大行情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信札手稿的热度比春拍时略有降低，但也不乏亮点。中国嘉德古籍善本专场中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49.5万元成交；同治、光绪年间陈介祺致吴云书札册25万起拍，218.5万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价成交，其中《秉烛后谈》手稿100万元起拍，345万元成交；《药堂杂文》手稿80万起拍，230万元成交。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封，包括信封，1800万元起拍，最终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信札手稿收藏市场，总的趋势是拍品不断增加，价格逐渐走高，参与人群逐渐扩大。其间虽受大环境影响略有波动，但并未改变不断升温的趋势。

　　梁启超信札手稿成功拍卖的启示

　　2012年信札手稿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藏重要档案” 的专场拍卖。这批档案从面世到展出、拍卖，经过北京匡时的精心策划和运作，最终以近乎完美的结果划上了一个句号。由于它对信札手稿的收藏市场影响深远，有必要多说几句。

　　第一，“档案”定位抓得准。档案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定义为档案，就确定了它来源的原始性、真实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因为档案一般是封藏起来的，秘不示人，所以这批东西横空出世就有一种揭秘的意味，从而引发人们的好奇与猜想。围绕“档案”，匡时在操作层面的几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清华专家研讨会资料袋用的是特制的档案袋，且贴有封条；拍卖图录用牛皮纸盒包装，贴有封条；预展现场的喷绘装饰，有飞起的档案一角，档案入口等等，可谓别具匠心。

　　第二，拍卖结果创下多项成交纪录，把中国近现代信札手稿的价格推向国际水准。从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同类拍卖来看，梁启超信札手稿的价格已经处于较高的价位。拿破仑1812年10月20日写给其外交大臣的一封信，成交价是18.7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2万元。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著名画家梵高的信札估价分别在20万至30万美元，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名人信札的价值经济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梁启超信札如此之高的成交价，必然会成为中国信札手稿拍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正在升温的信札手稿收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弱化商业运作的本意，突出学术和文化的主题。匡时所采取的不是一般拍品的市场营销策略，而是把它当成一批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来看待，推出系列活动，密集宣传推广，使新闻持续发酵。参与的学术界专家阵容强大，权威学者轮番出镜，从各个角度解读这批信札手稿的学术价值，被称为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一大发现”。在展览布置和图录编辑方面，把梁氏兄弟的人生历程和大历史结合起来，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使梁启勋这位长期以来被遗忘的重要人物浮现在公众面前，深化了若干历史的细节。

　　第四，把一场艺术品拍卖演化成一个公共文化事件，有效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强化了匡时品牌的社会认知度。正如信札手稿是艺术品收藏领域的小众一族一样，整个艺术品收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也是很窄的一块。可是这次梁氏档案的拍卖就突破了艺术品市场的狭窄视域，成为社会上广泛谈论的文化事件。个中原因有梁启超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影响力，也有梁启超直系后人反对拍卖的纠葛，当然也有匡时超乎寻常的策划运作。从新闻发布会、图录出版、清华特展、学术研讨会、讲演周，到天津特展、全国巡展、拍前预展、话剧演出等，步步精心设计，媒体纷纷跟进，形成一个持续发展的文化事件，从而让梁启超这位一个世纪前的风云人物再次鲜活起来。

　　第五，提前出版，把拍品与社会共享，提升拍卖的公益性。由于事先知道这批重要的文物要被拆分拍卖，以后将很难再聚首，所以匡时与中华书局[微博]联合，在拍卖之前就公开出版了这批信札手稿的精美图录和释文，以备学界研究之需。像信札手稿这样的拍品其价值的体现主要就在于其首次披露的内容，其资料价值往往超出其文物价值，而公开出版就等于向社会公布了所有拍品的内容，资料已为社会共享。有了出版物，有些机构和个人可能就不会购买原件了，显然它与拍卖是有矛盾的。这种做法好像在中国拍卖历史上还没有人尝试过，匡时敢于这样做，既冒险又令人尊敬。

　　当然，这次拍卖也有一些遗憾，那就是这批珍贵的信札手稿经过拍卖，已经分属十余位不同的藏家，以后很难再次完璧展出。最理想的结果是国有收藏机构整体收购，非常遗憾，没有哪一家国有收藏机构出面购藏。据梁启超的后人讲，梁氏曾有遗愿希望自己的手稿捐赠国家。1997年，梁启超的后人把珍藏的梁氏信札手稿捐赠给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那么，这次“南长街五十四号”的档案的归属显然已经违背了梁启超的遗愿，尽管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对这次拍卖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由于梁启超和梁启勋的直系后人关系不和，两者未能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失去了为之寻找理想归宿的机会。有人认为，这批档案的最理想归宿是第一历史档案馆，如能入藏，可以与梁启超的其他手稿合璧，对文物的保护与利用都有好处。可惜的是，一档馆对这批档案的反应是麻木的。

　　尽管这批梁氏档案的拍卖最终获得了成功，但还是显露出信札手稿属于小众收藏的特性。笔者在12月6日晚间的拍卖现场发现，对此拍品关注的买家并不太多，远远没有达到一些重量级书画拍卖现场爆棚的现象。临近预定的开拍时间七点的时候，诺大的拍场空空荡荡，只在后面几排稀稀落落地坐了一些人，主办方不得不反复播放关于此批拍品的专题片，以营造气氛。推迟到七点半，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拍卖才正式开始。整个拍场的人气一般，本场几乎所有的拍品都下调了起拍价，而且多数拍品就在原来的估价范围内成交。发生激烈竞争的拍品所占比例不大，竞争多发生在几位熟面孔之间。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属于正常，因为信札手稿的收藏人群本来就不大，经常出入各家拍卖公司的常常是同一拨人。

　　信札手稿市场前景看好

　　目前在信札手稿方面影响较大的拍卖公司有中国嘉德、杭州西泠、北京匡时、北京保利、北京海王村、北京华夏国拍、上海泓盛、北京翰海、北京德宝、泰和嘉成、雍和嘉成、北京荣宝、北京传是、北京卓德等。相比书画、瓷器等热点艺术品门类，信札手稿的入门门槛相对较低，赝品较少，买家投机心态不重，市场价值相对较低，市场相对平稳。从信札手稿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信札手稿最受追捧，价格也屡创高价，古代部分明以前的信札手稿量价格大大高于清代。

　　信札手稿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内容，其资料性、研究性大于观赏性，当然也有书法等形式方面的艺术价值，但总起来说是内容大于形式。其唯一和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它的珍罕性和独特的收藏价值，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必然的。信札手稿市场升温，反映了人们对手写传统的尊重和对历史的敬畏，有利于保护手稿文献，留存文化档案，同时唤醒大家的汉字传承意识和古籍保护意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

　　必须看到，信札手稿市场的形势也并非一派大好，热中也有冷点，比如对拍品的选择、价值的认识、价格的定位、市场的推广等，都需科学冷静作出判断，否则就会遇冷。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保利秋拍重点推荐的估价400万至600万的湖州“皕宋楼”陆氏藏218页明清名人信札，因无人应价而流拍。古籍文献专场中的晚清袁世凯张謇等人致朝鲜大臣金昌熙信札文稿1册92页，估价80万至85万，同样流拍。为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估价过高。

　　然而，重要拍品的流拍并未打压保利的热情。在2012年岁末，北京保利发布消息，将首开近现代文学艺术家手稿拍卖专场，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当代作家手迹、原版歌曲曲谱及社会焦点人物的信札、手稿等作品。

　　2013年已经到来，信札手稿市场能否延续往日的辉煌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