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私人收藏完胜故宫
学者：民间真品微乎其微
存世汝官瓷之争再掀风波——
近日，有民间藏家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手中藏有比博物馆“更多、更好”的汝瓷，而汝官窑存世量“稀少”只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并恳请本报揭穿这一“谎言”。
我们知道，20年前，一件直径只有17.5厘米的汝窑小洗在纽约佳士得[微博]现身，被人以154万美元的价格拍得，这是当时中国古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最高价；今年2月，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出现在香港苏富比[微博]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经过34次叫价，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宋瓷的世界拍卖纪录再次被刷新，汝瓷之名贵可见一斑。
高昂的价格不仅源于器型和釉色的绝美，更和稀缺的数量紧密相关。目前，学界最乐观的统计数字，是认为存世的汝官窑有79件：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了二十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各收藏了十余件；其余散落分布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品相好、存量不少 盗墓者几百元就出手真汝瓷
今年2月份，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2.0786亿港元的天价。不到半年，宁波竟然就冒出了一件比这件葵花洗更好的私人藏品：
一位叫施利君的藏家的“汝窑裹足洗”，不仅获得了赵青云、孙学海、叶文程、陈丽琼、雷从云、朱伯谦等几位业内专家的鉴定证书，而且还通过了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焕生教授的“无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测试，被鉴定为“北宋宝丰清凉寺汝官窑”无疑。
“香港那个拍出了两亿多港元的葵花洗，是被修复过的。相比之下，施利君这个裹足洗品相更好一些。”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经主持过宝丰清凉寺北宋汝官窑发掘工作的赵青云告诉本报记者。
如此珍贵的汝官窑，施利君是如何得来的？
说来有些离奇。25年前，在河南平顶山进修的施利君曾经去一个卖字的老先生家中买对联，无意看到博古架上摆放着这个小盘子。老先生告诉他，多年前在附近村子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堆瓷器，不知是不是埋在地下被大雨冲刷出来的。老先生拿回家中，随意堆放多年。那天见萍水相逢的施利君爱不释手，就说要送。“记得两副对联我付了20元钱。因为拿了老先生给的几件瓷器，就把随身佩戴的一小块和田玉也给了他。”
“传奇”并不只发生在施利君身上，并且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发生。曾被中国收藏家协会评为“十大收藏家”的余皖生，去年大年三十在珠海一家古玩店看到了一件汝窑镂空花觚。老板“不识货”，余皖生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而这件器物刚刚在“纪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10周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题公益活动——北京周”活动中被作为宋汝官窑评为“十大国宝”。
著名的民间收藏家母智德告诉记者，他手上有几十件“到代”的汝官窑。“无论器型、釉色，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和北京故宫中的汝瓷相比毫不逊色。”母智德透露，这些汝官窑的来源主要是古代的墓葬或者窖藏。“现在很多专家都在为十墓九空大声疾呼。事实上，不仅仅是墓，窖藏、窑址都是十处九空了。里面的东西去了哪里？现在有些专家一方面承认墓空了，一方面又说民间的藏品99%是赝品，这是很矛盾的。”
不过，母智德也表示，目前民间收藏汝官窑的水平是良莠不齐的。“相当一部分是清朝的仿品，‘到代’的比较少，真正算得上汝官窑的更少，但绝不是没有。只要你有眼光，有知识储备，并且又有长时间扎下去的耐心，收到对的东西并不难，而且价格还不贵。现在一件汝官窑的当代仿品，动辄卖到几万、十几万。但真正的北宋官窑，我几百块钱就能买到。这和那些盗墓者的心态有关系。他们花的成本就是力气。这东西放在手上是祸不是福，他们是很想尽快出手的。”
流散渠道多 存量少是误读 不能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
然而，学术界也有专家力挺民间收藏，赵青云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证明民间有汝官窑的存在，赵青云回忆了两桩往事：
“1987年，在对宝丰清凉寺一个小作坊遗址的挖掘考古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窖藏坑一次出土了二十多件完整器，其中，有8件是汝官窑。我怀疑，这些瓷器是当时某个窑工私藏的，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遗忘在此。其中有一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上面还有刻花，和我们当时认为的汝官窑不太一样。我专门拿到北京请耿宝昌先生过目，耿先生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件稀世国宝。目前它被收在河南省博物院，是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1988年，在离宝丰寺5公里的一个叫蛮子营的地方。当地农民在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批瓷器，被哄抢一空。后来群众交回来47件。全部是宋汝瓷，我亲眼看过。是汝窑被官府垄断前烧的品相非常好的一批汝瓷，它们的烧制工艺、造型和后来被官府垄断之后的几乎一样，原料里都加了玛瑙，出土的地方在宋朝是个大寺院。我估计就像南宋人周辉笔记当中记录的那样，这批内有玛瑙的汝瓷，在‘供御捡退’之后被卖给民间，被寺院窖藏于此。后来碰到战乱，寺院被毁，这批瓷器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一直保留至今。据我所知，这批瓷器除了那47件交上来的之外，至少有十件目前流落民间，全都是好东西。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五件：一件在浙江，是龙纹钵；一件在河南安阳；宝丰县有三件。”
“汝官窑留存于民间的数量当然不会太多，但要是因此就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肯定是有失公正的。当时蛮子营一个窖藏就出土了47件，还不包括没有上缴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过去那么多次王朝更迭，还有八国联军侵华，宫里会不会有些宝贝因此流散民间？宫里的太监会不会监守自盗？皇帝会不会赏赐他喜欢的大臣？……汝瓷确实很珍贵，但是流散到外界的渠道还是很多的。”赵青云还告诉记者，很长时间里，学界认可的传世汝瓷只有65件其实是一个误读。“1987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馆庆出了一本书，叫《汝窑的发现》。这本书里对汝瓷的数量做了一个统计，认为世界各国公开出版物中提到的汝瓷一共有65件。但是没有公开出版的呢？但不知为何，这个六十几件的印象就给很多人‘种’下了。我还听说有人认为是67件半，也不知道那多出来的两件半是如何算出来的。”
“早年间，许多藏家不知道自己收藏的是汝瓷。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现向全世界公布之后，许多的藏家开始陆续把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事实上，目前已经被发现的、并且被专家一致认可的汝官窑，保守估计，已经有150件左右了。现在有些专家没去过考古现场，不知道真实的发掘情况。对于民间收藏却很鄙夷，不愿意去了解，主观地认为宫里就那么十几件汝瓷，你民间怎么可能会有完整器，而且还那么多？这个论证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无论说真还是说假，你得有个客观标准，只是靠主观推测怎么行呢？”
烧造时间短、管控严格 民间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民间藏家只凭一段段仿佛神话一般的“收藏故事”，并不能让他们的收藏被官方所认可。而目前国内又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使得民间藏品始终无法摆脱“黑户”的命运。作为“汝官窑”，它们来自民间，并且如此大量，更仿佛成为了它们的“原罪”。
关于官方认可的汝官窑存世量究竟有多少，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散见各方的观点有65件、67件半、不超过70件、79件等几种说法。可以发现的规律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统计数字在缓慢地增长，但学界关于汝官窑“极其稀少”的看法却从未发生变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认为，汝官窑稀少，一是因为它烧造的时间比较短，二是因为作为中央官窑的产物，当年对汝官窑的管控非常严格的缘故。
事实上，从对汝窑窑址宝丰清凉寺的考古挖掘情况来看，汝窑的生产从北宋早期就已经开始，但长期以来，它只是作为一处民窑场存在，生产的是以白釉、豆青釉瓷器为主的“大路货”，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天青色的汝官窑不可同日而语；变化的契机出现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以后的北宋晚期——当时的汝州和邓州、耀州、处州等诸处一起“受命承烧”青瓷，宝丰清凉寺因此变成了所谓的受命承烧的“地方官窑”。出品的精华瓷器被选入宫中，但“供御捡退”之后，剩下的产品可以在民间买卖。和其他地方官窑不同的是，“地方官窑”时期的汝州宝丰清凉寺窑场因地制宜，将玛瑙入釉，创烧出独特的天青釉汝瓷，逐渐在受命烧造瓷器的各窑场中形成了“汝窑为魁”的地位。这使得宝丰清凉寺窑场被皇室所垄断，成为了正经的中央官窑。不过根据记载，在北宋晚期有中央官窑的时间上限当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作为中央官窑，生产不计成本，天青釉汝瓷由此走向了尽善尽美、登峰造极的成熟期。但此种绝美的天青釉汝瓷专供御用，除了那些合格品被选入宫中作佳丽之外，其他的不合格品全部当场砸碎，就地深埋。
“1999年，在对宝丰清凉寺的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在整个清凉寺窑址区最北端东西两河之间的半台地发现了这个‘中央官窑’的遗迹。发掘所获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碎片数以吨计，很多器物明显是故意打碎处理的，堆积层最厚处达24厘米，还有专门的落选品掩埋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生产者不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他们在意的只是产品的釉色之纯正，造型之端庄，这和考古所见民窑遗址窑业遗存的表现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同时，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现场还挖掘到了“元丰通宝”和“政和通宝”铜钱。结合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汝州地区受命承烧的时间，王光尧认为，宝丰清凉寺作为地方官窑，创烧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应该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政和元年(1111年)之间；而作为中央官窑烧制成熟时期的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在政和元年(1111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之间。“可以说，中央官窑烧造最顶级的汝官窑的时间，顶多也就是十几年。”王光尧说。
王光尧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共藏有19件汝瓷，其中除了一件是由收藏家张子厚于1965年捐献给故宫和一件新出土的汝窑标本资料外，其余全部是清宫旧藏。“无论是考古的证据，还是故宫收藏的情况，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汝官窑留存于世的数量必然是极其稀少的，民间能找到真正的宋汝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