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老家具造型经典、厚重，经过时间的沉淀，木头的性质变得稳定，没有气味，与“达芬奇”们相比，价格上依然有优势。
在2012年秋季低迷的买气中，中国嘉德的明清家具专场七成成交，一件清早期的黄花梨万字纹四柱架子床以380万落槌，在场的专家大呼“买家捡个大漏”。就是这个大漏的价格，几乎可以买下高碑店古家具街里任何一家古典家具店里十几件甚至几十件欧洲古董家具。欧典风尚家具公司的老板乔瑞同就说，他遇到过一直收藏明清家具的客人，进了他的店之后，才对自己之前为一件中式家具支出的数额有了具体而形象的认知：1000万足够买下乔老板店里——店的面积有500平米左右，货有百余件——外加上仓库里所有的货还有富余，但只够买上两三件明清黄花梨精品。
因为价格的巨大差异而开始尝试收藏欧洲古董家具的藏家不在少数。北京藏家刘先生在7月21日大雨之后卖掉了自家被水泡坏的奔驰车，卖车的钱刚刚够他买一只高30厘米左右的黄花梨小木箱。但溜达到高碑店这条街时，他发现，一件一米八高的19世纪德国书柜才8万块，木质和工艺都非常好，还可以还价，他就意识到，也许现在开始买欧洲的古董家具正是时候。老家具造型经典、厚重，经过时间的沉淀，木头的性质变得稳定，没有气味，放在200平米以上的高端住宅和别墅里，配齐一整套，与“达芬奇”们相比，价格上依然有优势。“不是说它相对便宜就是不好。”乔瑞同解释道，“比方说德国的柜子，连门里头看不见的地方一排螺丝钉都是对齐成一条线的，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抽屉推拉起来就像我们现在装了阻尼的手感一样。门板上为了体现他们对线条美感的追求，工匠们是不厌其烦地给自己找事，经常出现圆弧状的表面——这对贴木皮来说非常难。还有一些英式的家具，比方说小方桌，桌腿的弧度和纤细程度是经过精确的计算，弯曲的角度差一分腿就会断掉——还要四条腿的弧度是完全一致的。欧洲的家具大多就地取材，对木料不像中式那样讲究，也不像中式那样是身份和官阶的象征，而是很注重人体功能学和日常使用的便利性，所以有些设计到现在来看都是合理的，一些2米高的大柜子，工匠都会记得在抽屉的上方设计一块可以拉出来放茶具的平板，平板中心是石材，放温度高的茶壶和茶杯，木头包边，非常讲究。并且，在业内看来，因为技术的进步，19世纪家具的工艺是超过18世纪皇室所用的。
就是这些老板们看起来非常精致的老家具，价格其实不高——相较于中式老家具和一些高端奢侈品牌的西方现代家具而言。和乔瑞同一样清楚欧洲古董家具还处于价格洼地的人不少，但真的能进入到这一行，并且坚持做下来的并不多。“欧洲古董家具的买卖在国内起步晚，最早是三四年前有人从上海开始的，我入行一年多都算是老兵了。说明这个行业是有门槛的。”
今年8月，研究欧洲古董家具的重量级人物克里斯多夫·佩恩来到上海，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替荣宝斋的一场专拍“域外遗珍”站台，向前来观看预展的藏家们作详细的解答，并为买下家具的藏家指点一二，包括运输、摆放、养护等各类相关的知识；第二件事，是在上海书展介绍他多年来的心血之作《1830-1930欧洲古典家具艺术：奢华年代》。这是我们能在各大网上书店搜索到唯一一本中文的欧洲古董家具的权威著作。佩恩说：“这本书里引用了一些我1981年出版的《19世纪欧洲家具》的内容——它曾被称为英国拍卖行的‘宝典’，也即将有中文版。”
这本书中文版的宣传力度显然没有荣宝斋的“域外遗珍”专场拍卖强大。乔瑞同并没有听说过，虽然他已经跑了好多次图书馆和书店，想找相关的权威书籍补充知识都未能如愿。
没有书和资料可以事先学习，只能在自己买家具的过程中慢慢积累，门槛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乔瑞同在90年代给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做了五年的助手和翻译，打下了扎实的中式古典家具底子，在木头上做的功夫他分辨起来是不难的，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尤其是常年说些和家具有关的内容，这一项是许多人短期内学不来的。乔老板说，更难的是，这是一件跨国生意，需要在欧洲选帮手。
“我一般一个月去一次欧洲，但只能待短的时间，没工夫一家家看，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我自己去看。欧洲说大不大，但这些家具是散落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各国的各个城市里，我肯定来不及一个一个地跑，平时我在国内，得有人长期在那儿，去各个城市，帮我选好一些货，拍好照片我确认，然后他们帮我买下来，包装运回来。即便是我自己去选货，买卖完成后，也得有人留在那儿负责包装运货。所以在当地找助手是必须的，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们之间没办法用合同来约束，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我需要提前支出这些购买家具的资金。以我的经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是靠不住的，太忽悠了，不严谨，华人也慎用，之前我们行里就出现过找自己的亲戚在那儿找货，但是一是亲戚没家具基础，他也不懂怎么买；二是中国人有杀熟一说，拿了一百万就消失的亲戚早就出现了，我们现在也很慎重。现在和我合作的是两个德国人，严谨，讲规则，我们谈好一个比例的分成，他们同意，做事就非常规矩，我也放心。”
完成了上述要求，还需要清楚运输方式和入关手续，乔老板入行前有多次买入卖出的经验，选择哪种速度、哪种费用的船来运最合算，如何报关才最便捷不出纰漏对他来说不算难事，但对于初入行者，就这两项也有得学了。
乔瑞同与其他的古董商差不多，很少去博览会买东西——这几乎是许多古董商的共识。此前，在杭州和哈尔滨经营西方古董的两名古董商都曾表达过欧洲的博览会展位费太高，造成参展的店铺卖的东西太贵，有些同样年份、同样材料、类似款式的珠宝、钟表都比欧洲的一些日常拍卖会上贵出两到三倍——“那不是做生意的人去的，是想省去麻烦的一些藏家或富商去的。”
古董商们的入货渠道还是大小拍卖、二手市场和直接去拜访家中有好东西的人。另一位在北京经营欧洲古董家具店的赵先生也表示：“最高兴的就是有败家子或者脑子里有新思想，看不下去家里这些老东西的年轻人出现，不管是他家东西被拍卖行拿到还是被我们几家分了，都是大好事，运到中国来，换一群人继续珍视它们。”古董家具的拍卖会在欧洲非常多，圈内许多人都知道，整个欧洲加起来，几乎每天都有，大小规模不定。至于二手市场，是没有人愿意透露具体位置的。
找到了入货的渠道，每家店进货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有些店铺的主人先前是拥有家具工厂，虽然搬离了高碑店，但工人们的手艺不能浪费，那么老板们就适当增加一些品相不太好的家具，修复后再卖出，成本会大大减少。也有像乔瑞同这样单枪匹马的，他进的高端货占到了八成，他有自己的道理：每一个货柜的运费是一样的，装在货柜里，不管是垃圾还是品相好的家具，都是一个钱数，那何必再花人工费去修复呢？
原先大家普遍认为，欧洲古董家具最好的市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但在今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欧洲古董家具首现广州市场即遇冷》中和一些老板的反馈中我们了解到，广州人并不喜欢这些，而山西太原、哈尔滨等二线城市，却是新兴市场。
乔瑞同计算着每个地区的交易量，总结了不同地方的消费特点。“上海和北京依然是最大的，但也有区别，大体量的东西，比如这些快2米高的柜子，只有在北京能卖出去，文化附加值高的也是在北京好卖，北京的藏家只要是看上了，就不太在乎价钱，毕竟也不贵。精巧、细致的东西在上海走得很快。从国际市场上来说，最开始是美国人买欧洲的家具，买到他们经济危机了，换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上，台湾人捡小件儿，东南亚人淘垃圾。但什么东西一旦中国人开始买入了，很快就要枯竭了，还在生产的可能会断货，这种老东西，就一定会断货了。”
对抗货源枯竭的方式，大约还是像拍卖行那样，对自己卖出的东西做详细的记录和追踪，“向老客人回购”，乔老板和他的同行们已经预计到了这一步，即便欧洲古董家具的价格依然在洼地，他们早已经做好了货源不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