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叶玻璃镜传入中国以前,古人用铜镜照容。现代人习惯了从玻璃镜中一览无遗地看见自己的真容,不晓得古人望见铜镜中自己影影绰绰的面容该做何感想?
铜镜在中国历史悠久。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齐家文化墓葬里发现的铜镜是迄今中国已知的最早铜镜,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古人将铜镜一面打磨光亮以照容时,也不忘在其背面精巧构思,冶铸纹饰,以供随身携带时把玩观摩。因而,质量上乘的古代铜镜都是精美的艺术品。
张东是《上海航空》杂志的摄影编辑、记者,自小就喜欢收罗旧物。从1983年开始第一枚铜镜的收藏,迄今已经入藏铜镜上百枚。谈起自己的铜镜收藏爱好,竟缘于岳父对他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张东和现在的太太还是一对恋人。第一次到太太家做客,就发现身为工程师的未来岳父喜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也收藏铜镜和铜器。一直以来,张东就喜欢摆弄一些红木家具和古代字画,看到未来岳父有收藏爱好,说无意也好,有心亲近也罢,张东更加放纵自己的收藏兴趣了。
“跟女朋友约会,逛着逛着就逛到古玩市场去了。”张东说。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发源地在人民广场和黄陂路三角花园一带。每个周末,古玩爱好者都会自发地来到这里进行古玩交易。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人是为了寻找拍电影的道具,有人是来寻找艺术创作的素材,而像张东这样的小情侣也不在少数。
后来这些地摊又先后搬迁至会稽路和福佑路。随着民间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整个市场形成了由福佑路、旧仓街、白衣街、长生街四条马路构成的井字形框架。交易也不再限于周末,每天天蒙蒙亮市场就闹腾开了,场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来寻宝的人把四条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
张东最早收到的那枚狮兽镜就是从古玩市场里淘到的。那是一个周五下午,张东跟太太照例来到福佑路闲逛,张东像小朋友掉到玩具堆里一般,兴奋地左顾右盼。突然他看到对面摊位上一面翡翠绿的铜镜,镜面上刻着栩栩如生的狮兽纹,直径约11厘米,包浆也很好,张东认为这是汉代的狮兽镜,“瞧着很‘开门’”。经过一番交涉,张东花了40元将其买下,这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水平。
收第一枚铜镜的时候,张东的资历尚浅,但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藏品。“上世纪80年代,市场上造假的铜镜还很少,收到赝品的可能性极低。”张东说。
而岳父实际上成了张东铜镜收藏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时常教他一些铜镜的赏析、鉴伪方面的知识。张东也很好学,他买到了一本当时介绍青铜镜的权威著作,由陈佩芬编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著作中介绍了唐以前的100余面青铜镜。这本书被张东当作标准资料翻了十几年,现在还在案头,而他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常客。
“老丈人最得意的一件藏品是一枚金代的双鱼镜,直径14.4厘米,圆形,圆钮,素宽缘。两条鲤鱼头尾相衔,鱼身修长。鲤鱼头部和鳞片雕工精致、逼真、细腻。据说北京历史博物馆也有一面双鱼镜与其十分相似。”张东说。
“这枚双鱼镜在‘文革’时多次遇险,为了将其保存下来,老丈人把这枚双鱼镜藏在了衣柜底下的夹缝里。1968年支内赴合肥,他把这枚双鱼镜带到安徽老家藏好,直到退休回沪后再带回上海。”听岳父娓娓道来,张东心里想着早晚也要寻觅一枚双鱼镜。
张东的岳父独好“金双鱼镜”也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传统图案里,鲤鱼有生殖繁衍、多子多福的含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也表达了人们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这种题材的纹饰在金代得到广泛采用。铜镜铸造工艺自唐末五代日趋衰落,金代铜镜却在北国异军突起,在铜镜的铸造工艺上也独树一帜,因而双鱼镜成为铜镜历史上金代铜镜的代表作,现代收藏家把双鱼镜称为“金双鱼镜”。
2006年,张东去北京参加一场铜镜的拍卖会。经朋友介绍去逛天津的古玩城。在天津古玩城二楼,张东看见了一枚双鱼镜,“直径19.1厘米,比丈人那枚稍大,也是圆形圆钮,素宽缘。两条鲤鱼宽大肥厚,几乎塞满了整个镜背的内区,鱼身四周饰有水纹。镜缘上刻有铭文。”
张东心里早就欣喜不已,但担心被商家看透心思坐地起价,他表现得还是很淡定,所幸跟商家聊得来,张东反反复复跟商家谈收藏、拉家常、套近乎。个把小时过去了,终于以合适的价格将这枚铜镜纳入囊中。
回家后仔细研究镜缘上的铭文,是用硬物划刻的“北京验纪官王一”这几个文字。通过翻阅资料,张东知道金晚期曾实行铜禁,严禁民间铸造铜器,凡铜器皆需官府监制、验看,方可出售,否则便是违法,所以金代问世的镜子大多在铜镜的边缘刻有官府的验证文字和押记,这也是判断铜镜是否为金镜的主要特征之一。
张东的岳父那枚双鱼镜的镜缘并没有这样的铭文,张东由此判断那枚双鱼镜应当属于金早期,而自己这枚属于金晚期铸造。
2008年开始,张东除了收藏,也对自己收藏的铜镜做了一些研究,陆陆续续写出了一系列收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