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艺术市场而言，中国需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风向标，中国新兴的、快速成长的收藏家们成为拍场强劲的驱动力。

　　过去几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新富阶层不断涌入拍卖市场，珠宝、稀有手表、艺术品和古董、葡萄酒等另类资产成为他们争相竞逐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些富人也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群体，而他们的购买习惯也成为影响整个拍卖行业的重要因素。比如，对某些葡萄酒而言，中国大陆“新收藏家”的竞拍和收藏趋势已引起了全球范围重大的价格波动。

　　类似的，对于艺术市场而言，中国需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风向标。继2011年春拍取得巨大成功后，像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宝龙等国际拍卖行又于近日在香港举办了春拍。在苏富比为期5天的葡萄酒、珠宝和稀有手表、当代和现代亚洲艺术、中国陶瓷拍卖中，中国新兴的、快速成长的收藏家们成为拍场强劲的驱动力。异于佳士得去年葡萄酒秋拍的低迷，苏富比今春为期两天的葡萄酒拍卖成交率破纪录地达到100%，总成交额达6360万港元。在当代艺术部分，中国买家始终保持对中国高质艺术作品的热忱，有37件拍品分别以过百万港元的价钱出售，总成交额达2.11亿港元，为香港苏富比历来总成交额第二高的常设当代亚洲艺术拍卖会。

　　随着中国现代、传统和当代艺术家的高质作品产量逐渐递减，他们的单件艺术品的价格也继续上涨。因此，稀缺性正在成为塑造中国艺术拍卖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会在未来几年成为更加重要的影响因子。自2011年春季市场热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拍卖“四巨头”佳士得、苏富比、中国嘉德(微博)和北京保利纷纷吸纳中国顶级蓝筹艺术家的罕见作品，而这期间许多中国收藏家也刚开始进入到市场当中。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许多历史佳作都已售出。

　　顶级艺术品和古董的愈发罕有促使中国收藏家的竞拍态度也发生着变化。许多买家只是将他们购买的顶级作品私藏起来，而非迅速在拍卖会上转手。他们现在的吸纳也许是为了更长期的投资，而非即时的名誉和利益。与此同时，许多新买家继续涌入拍卖市场，不仅仅是出于将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的兴趣，他们也正在成为充满激情的收藏家，并逐渐懂得鉴赏高品质艺术。

　　从购买行为上来看，中国新收藏家始终购买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中国艺术品，比如百年历史的书法或是现代／当代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收藏家仍然保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而他们也缺乏足够的财力、知识和经验去吸纳西方顶级艺术品。此外，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新收藏家群体也逐渐成熟起来。以苏富比香港春拍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收藏家已快速地学会如何将高质作品与普通作品区分开来，并且变得愈发挑剔。

　　在拍卖市场的选择上，中国买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香港、伦敦、巴黎和纽约，对本土拍买市场的高质作品，他们同样密切关注。例如，在今年的春拍上，北京保利以创记录的2.9325亿元将已故画家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出售给了一位两年前才开始购买艺术品的大陆企业家。尽管中国大陆拍卖市场历史较短，但它确成为中国买家的主战场，并主宰着中国艺术市场。正如《商业世界》近日的文章所言，“包括北京保利、中国嘉德等中国大陆拍卖行已打破苏富比和佳士得一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艺术市场。”

　　除了新收藏家的迅速成长以外，中国艺术市场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数超级收藏家购买的初衷已不仅仅限于个人兴趣、投机或是炫耀。如今，像上海亿万富翁投资人刘益谦及其妻王薇、印尼华人余德耀(微博)、北京的管艺等正在筹划修建豪华私人博物馆，希冀与大众分享他们的经典藏品。

　　今年11月，刘益谦和王薇的龙美术馆将在上海亮相。该占据1万平米的多层美术馆将展示刘益谦夫妇收藏的“红色经典”(1949～1979)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品和古董，并为城中的新富阶层提供艺术教育课程。明年，余德耀将在上海开放他的德美术馆，展示他大量的中、西方艺术藏品。尽管管艺在北京已拥有了私人画廊，但他计划于未来几年内在北京市郊开设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建造这些私人博物馆是一码事，而如何高效地运行它们却是另外一回事。正如香港国际艺术展总监Magnus·Renfrew近日所言，一个私人博物馆成功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比如，盖伊·尤伦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终止到售出其具有价值的藏品。如今，建立于2007年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微博)已吸引了大批全球的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尽管如此，经营非营利性艺术空间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资金和人才问题都将接踵而来。而一些只是为了炫耀的私人博物馆工程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