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苏门三杰”，许多人会想到文学史上著名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在现代广东画坛，也有一个“苏门三杰”，他们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苏卧农，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苏百钧、苏百揆，父子两辈人在花鸟画上研习精深、独具建树，创造了岭南画派工笔花鸟画中博大精深、气韵生动的一派。

　　北方多崇山峻岭，北派山水画气势磅礴；岭南气候温润，花鸟画与这里的气候地貌相映衬，有天然优势。苏家两代人累计80余年从事花鸟画研习，以家学的方式形成岭南花鸟画重视写生、为物象赋神的一派。父辈苏卧农虽已去世，但被美术史定论为高剑父弟子中花鸟画最杰出的弟子；而子辈中，苏百钧北上中央美院任教，成为享誉当今画坛的著名花鸟画家，苏百揆则留守广州父亲当年作画的故地，与花鸟共居一处，默默从事对花鸟画的研习、创新。

　　这岭南花鸟画中独特的“苏门三杰”，淡泊名利，远离大众视线，他们对花鸟画有怎样的探索？艺术上又有怎样的创新？近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进了苏百揆的画室，采访了这个独特的花鸟画世家。

　　●父——苏卧农

　　岭南画坛一隐士，苦研花鸟淡名利

　　在高剑父的诸多亲传弟子中，苏卧农可谓是花鸟画成就最突出的弟子。这位在文革后期就悄然离世的岭南画派代表性传人，身后声名寂落，只有他留下的精密深邃的花鸟画作在花鸟画业内默默流传，被不少后学者奉为圭臬。

　　成为高剑父最得意的花鸟画弟子

　　出身于广州花农家庭，苏卧农很早便与花鸟结缘。1928年，27岁的苏卧农被高剑父看重，成为高剑父的开门弟子。后来蜚声画坛的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关山月、黎雄才比他晚进入春睡画院近10年，可以说是他的“小师弟”。

　　苏百揆向南方日报记者回忆说，高剑父非常赏识苏卧农，不仅免除他在春睡画院的学费，还资助他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跟随画家川崎小虎学习，川崎小虎是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岳父。日本学习艺术的经历让苏卧农的视野豁然开朗，日本画大胆吸收欧洲水彩和油画的变革之路，触动了立志“国画革命”的苏卧农。

　　恩师高剑父提倡“新国画”，可以说，苏卧农在花鸟画方面苦研深钻的变革之路，使他成为高剑父最得意的花鸟画弟子。留日归来后，苏卧农与方仁定等师兄弟一同举办了四人画展。正是因为这次画展，感动了只身前来广州求学的关山月，他决定报考春睡画院，日后也成为高剑父最有名的学生之一。

　　在苏卧农之前，明清花鸟画倾向于“以物咏志”，借花鸟题材抒发自己的愤世嫉俗、志向高远，比如八大山人。但清末以后的文人画，逐渐趋向于笔墨把玩，不少画面失去了说服力。苏卧农对花鸟画的变革由此展开，他的画重回写生，以半工意为多。一方面回到了宋元工笔画的笔墨精到，另一方面又注入新的时代气息。

　　“父亲自幼在芳村花地就终日与花鸟鱼虫为伴。”苏百揆回忆说，父亲苏卧农的生活中充斥着岭南的四时花木，他的艺术人生就扎根于此，不断加强对物象的提炼。可以说，花鸟既是他的第一人生——赖以为生的生计(曾以花农为生)，又是他的第二人生——赖以实现理想的艺术世界。也正是这样的双重影响，使得苏卧农的花鸟画，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独具神韵，余味无穷。

　　画艺独得澹远清华之妙

　　“在岭南画派诸门中，最淡泊自守、独门闲居、不求闻达者就是苏卧农。”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卢延光曾这样追忆这位画坛前辈。

　　苏百揆回忆说，日本留学归来后。高剑父推荐苏卧农担任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但苏卧农推辞了，后来选择任教于广州美院的前身——中南美专。解放后，为了专心作画，苏卧农辞去了教务，任广州文史研究馆馆员，归隐广州花地。

　　几亩花圃、农田，四时岭南植物，他种上木瓜、花卉，饲养兔子、金鱼、热带鱼，所居竹石池水，入目无一不是画材，活脱脱变成一郊外花农，终日以花鸟画自娱。

　　无车马之喧，只有虫鸟之乐。无追名逐利之烦恼，只有田园野趣。苏卧农居宿在广州郊外花圃，安然度过了一波波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沉默寡言，不事交游，半生不慕名利，淡然终老，而花鸟画艺却出神入化，日臻化境。

　　“父亲有一种观念，中国历史几千年官员无以名计，但真正的艺术家却屈指可数，他愿意选择这项更难的事业。”苏百揆说。而广州美院教授陈少丰也认为，苏卧农一生与时流相左，视名利为一种灾难。高剑父生前曾多次与弟子强调，画人应进行“出山泉水浊，在山泉水清”的人格自我塑造上，苏卧农堪称这一主张的践行者。

　　一幅《薄冰》，灰鸟几只、寒藤残荷，湖影绰绰，似有鸟声传来……苏卧农笔下花鸟格外幽淡清雅、不失新意，对比前人更有忽见奇异之感，现代意味很重，独树一帜。

　　人画一境。民国时期香港著名收藏家、诗人郑春霆曾这样评述苏卧农：“守素安贫，冲襟粹质，不琐琐于世事，故世事清高，如云山烟树，出壑清泉，而其画也不屑作惊世骇俗之想，有洒然独得澹远清华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