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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举债收购珍版旧藏

  振铎爱书成癖,却生逢国难当头,其时民族危亡,人人心中都是存亡之道,哪里有许多闲心顾及那些毫无生气的古籍与旧本。上海沦陷为孤岛后,日本人在书商中大肆收购珍版旧藏,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间。他向民国政府申请资金,在炮火漫天中,为民族文化保存流传的薪火,以极大的心力和毅力搜购珍稀版本。因为真正要收购和保护的旧籍珍本实在是太多了,也因为日寇的重金利诱也太难抵挡,以至于政府提供的资金,常常都是捉襟见肘。但即使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郑振铎也要设法张罗着举债收书,将为国家保存好书,视如自己的性命一般。抗战胜利后,他将这些购藏旧籍的经历整理成为《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以及《劫中得书记续编》等著述,记录那些所得稀见书籍的版本与价值,也记自己得书的艰难与欢欣。这些所记文字清雅也生动,而他作为爱书人的可爱与可敬,也常常是跃然纸上的。还有那些虎口夺书的难忘旧事,因为有着读书人灼热的生命感悟,才终会成为不可多得的书话文字。

  1958年10月,郑振铎在出访归国的飞机上,不幸遇难。但他对于旧籍的珍惜与热爱,却影响了太多后来的中国文人。然而,或许让郑振铎也无法想到的是,在他身后不久的十年灾祸之中,许多文化典籍,却也要遭受自己人的糟践。与郑振铎有同好的上海文人黄裳,在他的文章《祭书》中,便写到他与自己所收藏的旧籍在“文革”中的不堪遭遇。某日,被下放到干校当泥水小工的黄裳正准备上工,忽然接到通知,让他迅速回上海的单位报到。等他第二天遵命报到了,先是被大声地呵斥,然后告诉只能坐在门外的他:“今天按政策没收你全部藏书。”听到这句话,黄裳说他才醒悟过来,“为什么会采取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里的转移。”随后,三十多个大汉,两部卡车,几大捆的麻袋,用了一整天又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全部藏书运走了。

  “文革”结束后,黄裳得知他的这些藏书并未失散,于是奔走呼告,因为在他看来:“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然而,这些被查抄的书籍,却久不得返,《祭书》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后来,黄裳还是终于收回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在另一篇文章《书之归去来》中,他写了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藏书,虽然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但还是非常高兴的。

  也正是这些归来的藏书,几乎成为黄裳晚年写作和自娱的重要资源,最为典型的便是他整理和不断补充才完成的《来燕榭书跋》。他在这册著作的后记中写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聚书,起先以新文学著作为主,随后不久便兴趣转为线装旧书了,前后持续了大约十年的光阴,直到“文革”被全部查抄为止。“文革”结束后,这些旧物又陆续地发还给他,但让黄裳后来颇为感慨的是,“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旧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黄裳的这一举动,让我想到了作家孙犁,他在晚年得到被发还的书籍,所做的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旧物包上书皮,并以极为深情和文雅的笔触,写下了不少的题跋,这也便是后来被结集出版的孙犁著作《书衣文录》。它与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在我看来,是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劫后失而复得的心境,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诸如那篇《谈野翁试验小方》,黄裳写他著作的版本价值:“此嘉靖赵府味经堂刊本也。《千倾堂目》著录,世未经见。刊极古雅,阔栏阴文花边,巾箱小册。半叶六行,行十二字。”随后又记此书所得之途:“书出姑苏玄妙观,书肆主人收于打鼓者手,索重直,初未能得,自再去吴下,书仍未售去,价亦少减,遂得之归。”这篇跋记写于“戊子九月”,据推算,应为1948年。而关于此书的来历,后来黄裳又作一跋记,记述更为详细:“二十年前游吴下,同行者有郑西谛、叶圣陶、吴春晗诸君。抵苏时已傍晚,饮于市楼。秋风初起,鲃鲥正肥。圣陶取一尾于掌中按之,腹大如鼓,诸君顾而乐之。饭罢已昏黑,西谛访书之兴大豪,漫步胡龙街上,呼门而入,凡历数家。后于玄妙观李姓肆中见此小册,索巨直,西谛时方其穷,顾谓余曰,此可得也。喧笑而去。又十日,余更过吴门,更见此书,尚无售主,还价携归,以为帐秘。”据上可推断,此题跋应写于1968年,此时旧物尚在,但早已是物是人非了,因此黄裳在跋记最后还有此番慨叹:“二十年前事,依稀如昨,而西谛墓有宿草,同游星散,人事变换,几如隔世。”这里的西谛,便是郑振铎,而这篇书跋中所记往事,也可见出黄裳对于郑振铎的怀念与钦佩。

  1981年,也就是此书题跋上的“辛酉腊月初一日”,黄裳又“重展此书”,在书上题跋记如下:“前跋所及同游诸人,只叶圣翁健在,年近九旬矣。纸墨之寿,永于金石,何况其余,信然。此书沦于盗手亦七年始归,未沦劫火,亦出意外,是更不可知矣。”吴春晗即吴晗,历史学家,1969年便已过世。1984年,也就是题记上所写的“甲子上元”,黄裳又有跋记为:“明刻板式甚多,然类此者绝不经见。暇拟集明刻雕版之有特色者若干种为一小图谱,必有趣。”一册书的跋记,先后题记共有四次,可见黄裳对旧藏的怜惜与热爱。也正因此,我读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便特别留意他所记书跋的内容,除了他写这些旧藏的版本流传与价值,还写他自己访书、购书与读书的旧人旧事,以致每一册著作,无论是价值贵廉,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命运,也都有着爱书人悲欣交集的浓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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