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什么算收藏的“高境界”？还要从这三句诗说起。
第一句，比喻做事情首先要有求索欲望，然后探察路径，了解概貌，获取感性认识。这恰似初涉收藏者，对某一收藏领域有偏好，有欣赏兴趣，于是留心信息，关注市场，初试搜求，对已购藏品观察赏玩，做初步研究。这一阶段，收藏者多对藏品停留在表象认识和个体感知层面，对造型、纹饰、色彩、风格等藏品特征只有浅表印象。这也是收藏者热度最高的时期，对收归己有的藏品心怀喜悦和敬畏，查资料、问行家，兴奋不已。记得我第一次买到一只快散架的红木圆凳时，就是这种心情。买到第一件，就想买第二件、第三件，几近疯狂。
第二句，比喻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绝非轻而易举、随便可得，须矢志不移，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衣宽，无怨无悔。收藏也一样，首先“收”就是一件苦事。古今收藏宏富者，莫不是晨昏无阻，寒暑不避，闻风即动，窥影穷追；任你天涯海角，哪怕价值连城，节衣缩食，竟至倾家荡产。可说每件藏品都凝聚着收藏者的心血与痴情。哪何止“消得人憔悴”，有时简直以命相搏。而“收”，只是“收藏”的一半，还有“藏”。“藏”，并非简单的收入囊中，其深义更在于研究、体悟。这就更接近王国维的“治学”。收到的东西，对其“出身”、“年龄”、“籍贯”的探查，对附着其身的文化、社会、经济、民族等各种“密码”的解析，查阅典籍，夙夜披览，多方考证，务求弄深弄透。其所用心力，与“观堂”(王国维号)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似同出一脉。经历收藏的时间长了，所获藏品逐渐丰富，汰粗留精，见识日广，俗话叫眼“高”了，初始的疯狂已消失，理性替代了热情，对自己的东西，不再看做单纯的器物，而是当成固体的历史，有形的文明，开始抽象它们蕴藏的内涵，思考它们传承的脉络。不用说，这时收藏的境界又提高了一层。
第三句，比喻经过精神的高度专注，和对问题的反复追寻，功夫下到极处，就会“顿悟”，豁然开朗，融会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曾对各省呈报的一级文物进行普查，所派专家中，除铜、瓷、玉三类之外，其余如书、画、碑帖、工艺美术品等的鉴定工作均由一人负责，他就是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收藏家朱家溍。何以一人竟有如此“功力”，答案是:他已到了这种境界。父辈的点化，家藏的濡染，故宫沃土的滋养，穷毕生精力的钻研，使他把多个领域的知识自然融合，如他所说，叫作“左右逢源。”前些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谈到鉴定文物与多读书的关系时，朱家溍随手翻开案头一本唐末、五代画家刁光胤的《写生花卉册》，指着一幅《猫》的“御题”说:“这里写的是‘乾道元年仲春御题’。‘乾道’，是宋孝宗的年号。所题‘白泽形容玉兔毛，纷纷鼠辈命难逃’，故事出于南宋文学家刘克庄的作品，但乾道元年为公元1165年，而刘克庄生于1187年，孝宗怎能用22年后才出生的刘克庄作品中的典故呢？此一处即可断定:御题不真。但如果你不多读书，没读过刘后村(克庄)的诗文，你就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这已不是一般“高手”靠直觉和经验自夸的“一眼活儿”，而似《射雕》中的郭靖，功夫已入“化境”。
到了这种境界，对藏品的态度也起了质的变化，从最初的狂热，到多年富藏的喜悦，都已过去，这时的心境，已归于平淡，对藏品的占有欲趋近于零。几年前我采访王世襄时，这位明清家具收藏与研究的大家，居室中几乎已无一件像样的家具，坐的是两只半旧沙发；把家中两代藏品悉数捐给故宫的朱家溍，用的书桌竟是七十年代百姓居家常使的“地板黄”杂木制品。他们经历沧海，不惊不喜，心愿单纯:只盼万千民族瑰宝，能平安稳妥，藏有所居，给后人以启迪教化，让子孙引以为豪。
当然，话又说回来，喜爱收藏者如今千千万万，有几人能达到“灯火阑珊”的境界呢？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只能停留在“西风碧树”或“消得憔悴”的层面，而且这其中也会不乏优秀的收藏家。但我觉得“高境界”还是应该提倡，尤其是现在。因为，境界更高些，俗气就会更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