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一度沸腾。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行秋季拍卖会的最后一场，拍卖师突然停下手里的小锤，宣布拍卖成交总额已达两亿元人民币。拍卖场里甚至出现了背着书包的大学生，他们凑了几万块钱，希望在字画投资上“捡漏 ”。这种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上出现大量赝品。

　　与字画相比，中国的名人书信因为造假难度高，行情一直相当稳定。一封真正的名人书信，当年的信封、信笺、邮戳、邮票缺一不可。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信件几乎是惟一的交流工具，信的内容往往情真意切，比传记更直接地“还原”当时的生活。所以，一封傅雷家书可以从几千元人民币一直涨到4万元。去年年底，郁达夫致王映霞的7封情书甚至拍到了37.4 万元的高价。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名人的书信都是名人或名人后代自己拿出来的。中国庞大的废品回收系统和脸色黝黑的拾荒者，是这些书信得以见人的“终端”，他们的世界是一个致富神话频频出现的世界。

　　在北京和上海，穿街走巷的废品回收者严格划分了“势力范围”，有的甚至还像记者那样有各自跑的“口”，心里有一张清晰的“文化名人分布图”。一些翻译家、著名学者居住的小区里，垃圾每天都有专人“盯着”。市面上多见的钱钟书先生写给翻译家董先生的信札，就是董先生家的保姆不慎当垃圾丢掉的。等保姆追出门，收废品的人早已不知去向。现在，钱钟书先生的一页普通信札，市场价已达人民币5000元以上。

　　和每日的坚持不懈相比，最令拾荒者开心的是，那些老牌出版社和杂志社搬家。出版社往往将仓库里的东西打包当废品卖，有时，所有打包的箱子不能翻看，一口价：10万块。这时就要考验拾荒者的眼力和胆魄，这10万元的废品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徐悲鸿的几封信札，有胡适、徐志摩的信手涂鸦，价值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