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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通于道 万象在旁 ——霍春阳访谈录(作者:孙飞)

霍春阳作品欣赏

孙飞(以下简称孙):霍老师,您是中国当代画坛文人传统画风的代表画家。能否结合自己的艺术经历谈一谈您的创作体验。

霍春阳(以下简称霍):我开始学习中国画是由于爱好,当然勤奋是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但这种勤奋对我来说是无意识的,是由于爱好而产生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应该是一个“乐之者”了。这可能也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促使我一直坚持画下去,使我永远不愿停留在一个创作水平上,迫使我动脑筋思考,总有新的实践的点。譬如四君子这个题材我画的比较早,至今一直在画。孙老师(孙其峰)最早教我画的就是竹子,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初吧。我按孙老师的教法,集中精力一单元一单元地学习画史上的传统题材,方法就是对诸如《芥子园画谱》等画谱与历史作品进行临摹。通过临摹掌握传统绘画的造型及运笔用墨的方式和语言。后来李智超先生(鉴定家、史论家、画家,天津美术学院已故教授)给我一封长信,肯定我的做法,我很受鼓舞。有一次李智超先生同孙老师交谈,他说了一句话:“古往今来,画的好坏不就看那几根笔道道吗。”我听了很受启发,终生受益。我转向对笔墨气力的追求。那时我很年轻,正是意气方刚的时候。那阶段我喜欢石涛吴昌硕、李复堂、李方膺等画家。人家说,石涛是“野战”,有纵横气,可我不理解,我正是喜欢纵横气的年龄。那时我追求力能扛鼎,咬牙切齿的用全身的力量来爆发,体会毛笔的表达力。我在线条的力量表达上下了一番工夫,力量的变化是表达神韵的一种手段。现在看我那时候的作品,感觉笔力很水,用力外露,火气。但没有那阶段对外力的追求,也很难达到今天刚柔相济、举重若轻的用笔境界。笔墨境界有一个由外在向内在转化的过程。当年无知人胆大,年轻气盛,语不惊人死不休,狂气得很。人家说“人云亦云”,我想为什么不“我云人云”,想说和前人不一样的话。于是我后来又开始探索,想创造,表现自我。这种思想基础促使我搞变形、搞构成、写少字数书法,将书法当画来画,现代派也尝试过。当时很多人崇尚,说霍老师又有笔墨功夫又有现代意识,评价很高。但很快我就对这个阶段的创作表示了怀疑。

孙:霍老师,您对这一阶段创作产生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霍:一是我看表扬我的是什么人,二是我那时已经读过一点经典。我觉得这种做法是离经叛道,是背道而驰。我怀疑走了“邪路”。我进而思考这种构成与中国画的气脉贯通是相违背的。它是割裂的、静止的、无生命的。而中国理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准”。这是气脉贯通、点线相连、强弱呼应的有生命的整体结合。我悟到这一点,很快就放弃这阶段,归了正道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孙:霍老师,是什么心态和经历促使您向传统绘画和传统文化精神回归的?

霍:首先是思想认识变化了。我读了一些经典,读《论语》比较早。“文革”中“批林批孔”批过《论语》,“文革”结束后人家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以半部《论语》辅佐宋太祖治天下的故事),我没有读过很好奇,就拿来读。这一读不要紧,觉得那里边的道理才是真道理,也可能是和自己的心性相和吧。同时我也读了《孟子》和老庄的一些书,我对文化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到南大听了文学史等课程,1987年至1989年,我又上了北京大学办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学习班。在这里我细心聆听了一流学者的课程,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及新儒家学派的许多书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期,我有幸接触了我觉得更高明、更博大的天津大儒吴玉如。孙其峰老师早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拜访一下吴玉如先生,可我们一直也没找到机会。有一次,友谊宾馆的经理请吴先生住在那里写字,我要求见一下吴老,吴老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整天躺在床上,中午时候说同意见我,叫我自己去了。那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谈话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吴老谈了他的读书经历,做学问过程。吴老跟我反复强调要读《论语》、《孟子》,还跟我说要读一读《后汉书》。有了这些读书与文化学习的经历,加之年龄稍长,心态就静多了,所以画风也就沉静起来。这些大概就是我的创作历程了。

孙:霍老师,传统文人绘画十分强调“画外功夫”的修养,而一般意义上无非是强调从诸如诗、文、书、印甚至更广而泛之的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中吸取绘画艺术的营养。而您却独有蹊径。多年来,您重视绘画与文化的表里关系,“技进乎道”,从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庄老哲学的参悟中去参照自己的绘画与生命。深研“笔墨”千琢百磨,进而达到“宇宙在手,眼前无限生机”的境界。能否谈一下您对作为绘画语言的“笔墨”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里关系的认识。

霍:中国早熟,很早就出现了像老庄、孔孟这样的圣人。他们思想境界的高山,后人没有突破。现在时尚讲什么发展、创造等,我认为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不学习,不知人家讲什么,艺通于道,绘画以形媚道。中国画讲究通过物态形象、笔墨境界表达主体对形而上的宇宙之道、人生之道的认识与体验。把对万物的理解对人生、人品的理解及对生命生成的理解熔铸在物象、笔墨之中。“半生兰,一世竹”没变的是形象,然而变化的是心态、认识、境界,情动而形异吗!孔子讲温柔敦厚,文质彬彬,讲究礼的秩序。这是讲宇宙大化形而下之社会、文化、人生。而老子讲“抱瓮”般的朴实无华,天然而成。这和现代工业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不同,它不太需要所谓的创新而需要安静。我有一方文为“不求异言”的闲章,无异言而生清净心。总之,要把自己的思考纳入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中,把所有的体验熔铸在笔墨中,净化心灵,物我两忘,宠辱不惊。中国画境界的高低,就看线条中包容多大的量,什么水平的量,这是一个根本。

孙:黄宾虹题画有句:“以点染写花,含刚健于婀娜。”您对“笔墨”多年的琢磨、锤炼,终使之达到“刚”与“柔”,“劲”与“韵”的和谐统一,有着勃勃的生命生机。能否谈谈您对生命的完美历程与“笔墨境界”之关系的体悟。

霍:作为艺术家的心态,应是养育生生不息的生命。中国绘画应表现生命,与众生同体。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是生命之门,也是艺术三昧。争让、虚实,刚柔是一种弹性,有弹性才是有生命的。一个个体生命如同植物,有一个生长、成熟、衰老的过程。艺术生命的过程是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这是天成,是规律,不应违背它。

孙:西方艺术语言学家贡布里希发明了一个“图式——修正”公式,认为绘画不是从视觉印象入手,而是从视觉概念入手,艺术家需要“语汇”才能摹写现实,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会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中国绘画传统的“先师古人,后师造化”的学习方式,正构成贡氏的“图式——修正”公式。霍老师,您作为中国画教育家,能否从美术教育的角度谈一下对“古人”的程式语汇同现实的“造化”以及主体“心源”的自在三者关系的认识。

霍:中国画的学习有一个程式问题,这是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学习方法上的不同。西方绘画是一种分析法,看到一种画便去分析它,从分析中获得表现语言。中国画是历史悠久的绘画,它是把整个对象的认识过程提炼归纳成一种程式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非常简练而包容丰富的形式,是以一种简单模式去表达丰富世界的手段,这是一种东方艺术在造型观和笔墨运用上的规律。用这些东西教育学生,使学生去粗取精,获得最根本性的东西。有了这种文化的语言传承,才能文而化之,认知物象和生活。这是一种高级的认知形态,现在实行的学习方法,就好比让哑巴说话。如果真失去了形式语言的传承,艺术也就没有历史了。

孙:新文化肇造以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广泛建立现代美术学校。在不断的发展建设中,逐渐形成对自然直接写生与强调主体自由的“学院中国画教学模式”。霍老师,您在美术学院从事中国画教学有年,您对当代学院化的中国画教学有何看法?

霍:“现代教育”,我觉得关键是师资。现在我们国家美术教育大的倾向是西学时代,西方大量的工业、技术、科学,甚至人文涌入进来。我们许多人很少具有对西方的批评能力,我们的大量师资盲目崇洋,不加消化地生吞活剥,影响了我们年轻一代的学生。传统美术教育艰难,学科设置简陋。我强调艺术素质教育,现在这种教育方法会影响到学生的艺术素质,使他们变得思维简单而肤浅。我们应当解决我们的教材了,梅兰芳说“移步而不换形”,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换形而不移步”,教育改革缺少了严肃的树人态度。当然,时代会不会按我的认识发展我不能确定,但我会坚持。正所谓君子不为外物所牵。我认为,国画系的学生,不止要高手眼,而且要养胸智,将来游于艺总该有哲学的凭持和文化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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