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危机刚刚显出端倪时，艺术市场的反应还是等待和猜测，谁也不能妄下断言这个市场的走向将会如何，艺术市场将受到经济危机多大程度的波及，尤其是在亚洲，在持续几年的市场过热后是否会急转直下。不过很快，作为第一个明确的信号，2008年苏富比秋拍的结果就证实了画廊从业者的担心。2008年，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以851.3万美元的成交总额收场，这是苏富比从2006年春季开始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成绩最差的一次，也是成交率最低的一次，211件作品上拍，137件成交，成交率为64.9%。

2009年4月，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整场拍卖总成交价为6643.4万港元，约合850万美元。74％的拍品成功拍出，57%的价格高出了原来的估价。这次在香港进行的春拍是苏富比首次将纽约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与香港亚洲当代艺术专场进行合并，不过成交量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增长。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亚洲艺术品交易的快速增长，是否是种虚幻的“泡沫”现象？在与行业内的从业者交谈中常常提及这样的问题。而在北京，在上海，艺术博览会也已经不再是新鲜话题，如果只是众多画廊的集体出现，已经不能再让人为之兴奋，如何积极地寻找到自己的特性，博览会需要确定自己的方式。


在这样的状况下，第二届的香港国际艺术展（ArtHK2009）将于5月14日至17日举行。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似乎仅仅是能够举行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而亚洲的吸引力也并未削弱，甚至在西方深受经济危机影响下显得更具吸引力。不少西方画廊选择进入亚洲，给自己开拓新的市场。

画廊生态

“观望”和“等待”成为了画廊在描述眼下经营状况时最常使用的词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艺术市场受到冲击已经不再像最初时是种 “预计”，画廊切实地感受到了市场的紧缩。“观望”和“等待”不是主动的选择，牵引艺术品交易的藏家的心态决定了现在的状况。

作为一家本地画廊，汉雅轩的张颂仁说他不期待会在博览会上达到多大的成交量，现在的交易状况普遍低迷，藏家的信心不足，画廊所能做的就是等。他的画廊空间里正在展出小型展览《法外书写》——在公共空间内被展示的书写，强调非“正规”的书法以突出主题。张颂仁说自己一向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身份确认感兴趣，他作为策展人之一参与了2008年的广州美术三年展，讨论“后殖民”的话题。“市场不好，自己倒正有时间可以做一些感兴趣的小展览。”不过他还是参加了ArtHK，虽然对交易量不抱很高的期望，“不缺席”也成为了画廊的一种选择。


作为亚洲最为活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其实在2008年的首届ArtHK之前，香港并没有一个大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金融中心、港口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制度，艺术品交易的免税政策，重要拍卖行的在场，这些条件都让香港具备了成为亚洲艺术交易中心的可能性。而从拍卖行的成交量来看，香港也是继纽约和伦敦后全球第三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ArtHK并非本土产物，它的工作团队来自英国。“香港是一个让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人感到舒服的地方，由于它和西方、和英国那段共同的历史经历。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亚洲城市，但是也非常的国际化。”ArtHK的艺术总监MagnusRenfrew说。这让人联想到已经进行到第三届的迪拜艺术博览会。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资，各种博物馆、艺术区的修建，都使得艺术博览会的出现变成一种需要。不过两者间也存在着不同，相比起迪拜政府积极的推进，香港政府似乎还没有同文化艺术界建立起足够的信任。

“其实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在香港做一个只关注亚洲艺术的博览会，而是认为这里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艺术博览会。”MagnusRenfrew说。

在 2008年 ， 高 古 轩 画 廊（GagosianGallery）在中国的工作团队从上海搬到了香港；来自纽约的Sun－daramTagore画廊也在香港开幕。在纽约、伦敦之后，亚洲也成为西方画廊需要去培养的市场。“的确是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可避免。对于藏家来说，也正是一个可以冷静思考的阶段。我的工作就是在亚洲跟我们的藏家建立关系，把值得收藏的作品推荐给他们。”高古轩画廊的NickSimunovic说，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画廊空间。而内地的画廊，如Boers-Li画廊也第一次参加ArtHK，带去了仇晓飞、宋琨、梁远苇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香港作为和更多国际藏家接触的平台的作用更加明确。

“新画廊，新艺术家”，这是ArtHK今年所特别强调的。在名为“艺术世界之未来”的展览板块内，为了吸引新画廊和展示更加具有实验性的项目，ArtHK为历史在5年之内的新一代画廊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些新的画廊可能在经济上面不是特别有资本，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去鼓励和支持他们，也通过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的创作去寻找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东西。”MagnusRenfrew说。参展的画廊来自世界各地，画廊可以选择展出一到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录像、摄影、绘画和装置等形式。“新的画廊和艺术家需要这样的展示机会，而对于博览会来说，同这些画廊和艺术家建立起关系也十分必要，这是我们想要去推动的一个方向。”而这些不甚昂贵的作品也为新买家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投资机会。“艺术世界之未来”项目由ArtHK和 《南华早报》（SouthChinaMorningPost）合作，其中包括一个四人组成的评审团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评定，被选中的年轻艺术家将有机会为 《南华早报》的SundayPostMagazine杂志设计封面。


在“特别展览及节目”中，除了“艺术世界之未来”，同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nArtArchives）合作的《后室谈》（BackroomConversation）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议题包括从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到亚洲大型博物馆的兴建，再到亚洲，尤其是香港十分典型的艺术和设计的跨界问题的探讨。在作为艺术博览会基本功能的交易之外，对于这些严肃话题的讨论，也似乎正在表明着一种态度——在市场的过热化休止时，回归到对艺术品本身价值的讨论和对于教育、批评、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回答“谈论艺术时我们究竟谈论什么”的问题。

学术讨论和公共资源

像香港这样一个城市是不是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形成自己整体的艺术规划？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显然以交易为长项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否也应该相应地成为自发的、植根于本土的艺术中心？“当然，这是必须的。虽然香港可能不像北京那样是一个艺术家如此活跃的中心，但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和艺术的城市。”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总监及创办人徐文女士说。

这次由亚洲艺术文献库组织的《后室谈》的内容包括了放映和座谈会，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和艺术工作者共同参与，探讨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重整旗鼓的中国当代艺术》（ReinvestinginContemporaryChineseArt）是今年的一个重要议题，相比起它的中文阐释，其实从英文的题目中我们更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间点停住紧随市场的脚步，去对当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做重新的考量。

“其实这里指的并不单单是‘艺术市场’，我们用了‘再投资’（reinvest－ing）这个词，这会让你想到金融投资，但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在学术和思考方面的‘投资’。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当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论艺术市场，交易、拍卖等等，这也意味着关于艺术本身的讨论实际上被忽略了。所以在我们说 Rein－vestinginContemporaryChineseArt时，不仅仅在谈艺术市场，也是在讲那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教育、批评、研究等。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平台。艺术的市场十分重要，但是它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去写，去思考，去做研究。”


亚洲艺术文献库自2000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时间，其中从亚洲各地收集来的资料使这里成为纪录关于亚洲艺术发展和变化最为齐全的资料库，它对公众开放，可以通过它的网站查阅数据和文献，公众也可以参与到各种项目中去。2007年，亚洲艺术文献库在印度设立了研究部门，而在此之前，设立在菲律宾和泰国的东南亚研究部门也已经开始运转。

作为一个非赢利组织，徐文?说他们的日常经费并不丰厚，有赖于政府、商业机构及个人的资助和赞助，而每年举行的筹款活动——由艺术家及画廊捐赠的作品拍卖及筹款晚宴亦是主要的资金来源。2007年，他们启动了基金计划，以保障文献库的未来，基金的主要资本会用作投资，以提供每年营运及活动的经费。虽然经济环境不佳，但是2008年11月份进行的筹款活动上，他们的60件捐赠的艺术品均售出，筹集到了纪录性的870万港币，以支持基金会建立。

将在博览会上放映的 《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是亚洲艺术文献库首个自己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受访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中包括侯瀚儒、陈侗、王璜生、杨诘苍、王度等人。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未来的材料：纪录1980－1990年中国当代艺术”计划中的一部分。从2006年开始，他们开始收集文献资料，并且和专业的摄影团队合作，访问1980年代重要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计划中还包括创建一个功能全面的网站，刊载访问片断和重要文献，使之真正变成一种公共资源。而除了这些学术性项目之外，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公众参与项目也在进行之中。《梦·想·缪思庵，分·享·爱藏品》项目将10000张创作卡派发到中小大专院校、艺术机构及其他有兴趣参与的团体，让公众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博物馆，再将收回的卡片在博览会上展出，展览的空间布置成7-Eleven便利店的样子，希望打破公众对于传统博物馆的权威印象，让更多人参与进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中。


亚洲艺术文献库所在的上环荷里活道一带也是香港画廊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快速和繁忙的城市，如果不是特别用心去观察，也许很难体会到在它脉动之中的艺术所起的作用，无论是牛棚、火炭这样自发的艺术区，还是政府对西九龙文化创意区的规划项目，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正在形成一种力量？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香港文化人士的讨论和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从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中获得这样的印象：香港的文化构建已经是重要议题。但在真正的接触中就会发现，媒体上的讨论和在实际进行着的状况间的断裂，“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政策”，很多人仍然持这样的意见，政府并没有真正把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的意见纳入参考范畴。

StanleyWong（黄炳培）的另一个名字是“又一山人”，这个名字来自他喜欢的“八大山人”。作为设计师时，他是StanleyWong；作为艺术家，他是“又一山人”。由做设计转向做艺术，或者选择在两者之间的跨界处游走，这种情况在香港并不少见。香港的商业环境滋养出不少的设计师，可真正摆脱设计师身份影响的似乎又异常罕见，两者间并没有明晰的范畴分野。而这一点也构成了《后室谈》中的一个议题。

“把做设计和做艺术完全分开。”黄炳培说。现在设计工作仍然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也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够不受到另一份工作的干扰。这位在香港被称作“红白蓝先生”的艺术家曾经把街头巷尾最常见的红白蓝塑胶袋用到作品中，也曾经带着这些标志性的符号去到威尼斯双年展。“刚开始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抄袭啊，符号化啊，但我就是想选择一个最平易，最容易与人沟通的方式。”

“香港的艺术家是不是普遍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件的创作习惯？”

“恰恰相反，”黄炳培说，“其实你会听到对于香港艺术家的整体的评价是，作品都是很私密性的。我个人比较关心社会问题，也很关注政府的政策，香港人的心态，本土文化。”

他的“红白蓝”作品从平面发展到立体，再扩展和参与到公共空间——他曾经把香港的连锁百货商店连卡佛外立面也“装扮”成红白蓝色。作品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起先做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到香港社会状况的对话中，讨论问题，表明态度，但是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在除去这些功用之外，红白蓝对他自己来说的意义在哪里。他的工作台上摆着红白蓝色的花瓶。“我一直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黄炳培说，“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五年前，黄炳培开始信仰佛教。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一个白色的沙发，造型有些奇特。当他开始介绍作品时才发现，这沙发重新组装后就变成了一个棺材，“我想我死掉的时候不能跟一个我不熟悉的东西躺在一起，所以这个沙发现在我天天坐在上面。每天训练自己一点，接受一种生死的中间状态。”这次他将要出现在ArtHK上的是新作《凡非凡》，把“寻常经验”和“海市蜃楼”的景象放在一处，也含着来自佛教的影响。黄炳培说对他来说，“反思”并不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的情况。作为艺术家，这种思考并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