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我就得知，明贤对文革收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经常跑到琉璃厂潘家园等地搜集红卫兵的美术战报等材料。久而久之，明贤把文革收藏视为自己的事业。我每次作客明贤家，他都向我津津乐道地展示他的新收藏以及收藏的故事。于是他的文革收藏和他的文革艺术史研究自然地绑在了一起。忽一日，我在大洋彼岸收到了明贤寄来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王明贤、严善錞合著)，这是国内第一部文革美术史，我为明贤多年的修炼终成正果而深感欣慰。明贤曾两次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中国当代艺术的研讨会。在2001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研讨会上，王明贤有关文革早期红卫兵美术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认真地对文革前期的红卫兵美术活动做过详细的总结和描述。明贤的工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前这方面的资料不为人们重视，大多随着文革的逝去而泯没。我在美国布法罗大学的一位艺术史系的同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博士、希腊艺术专家沃顿教授，对明贤注重史实的严谨研究方法钦佩之极。

　　近年来，明贤又投入绘画创作，他画了一批尺幅还不算小的油画。其中一部分是选择性地放大他所收藏的一些红卫兵漫画和插图。特别是“扫四旧”的时候出现的、批判大画家如齐白石、石鲁等人的漫画和文字。今天，当我们读到那些“无产阶级”的激扬文字时，我们不免感到它们僵化的道德说教是那样的陈旧，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把这些批判文字用到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的时候，又忽然发现这些文字是那样具有当代针对性，新鲜而又犀利。明贤有意地强化了那遒劲有力的红卫兵图像风格。这些有力的批判已经时过境迁，留下的是对文革传统的反讽，但是，这些作品还留给观众会心的一笑，这一笑则是对当下的感悟和嘲讽。我想这可能就是明贤创作这些作品的用意之一吧。明贤还“重写”了一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油画，比如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的列维坦的风景画。但是，明贤常常在风景的天际线附近加上中国的国家标志性建筑，表现那个时代两个区域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形态上的互动关系。他把对文革资料的收藏研究和创作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部分。

　　明贤似乎从红卫兵的漫画(以及其他形式的视觉形象)中看到了一种超越区域和时代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明贤认同红卫兵的革命乌托邦的理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它来自明贤思想深处的怀疑主义态度，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否认任何唯一的和恒常不变的价值观。所以，红卫兵的革命批判的话语在今天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有可能会“歪打正着”。 有意思的是，明贤的这种“行云流水”般的社会哲学却与他的处世态度形成极大的反差。明贤为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学识人品在艺术界、建筑界和文化界都广受赞誉。记得80年代，周国平、明贤、陈威威、周彦、王碧蓉、王小箭、舒群、王广义等朋友时常聚在一起，那时大家总会说“明贤是20世纪的最后一位君子”。20年光阴逝去，这句老话却始终留在我的耳边。

　　选自《失踪的美术史记忆——王明贤当代艺术与收藏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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