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


最近看到 刘向东状告嘉德拍卖公司，索要被嘉德2005春季拍卖的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失踪作品的消息后，我对刘向东的勇气和毅力表示钦佩的同时，也想对我同时失踪的油画作品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回顾。一方面是对“85新潮”时期那段特殊时代的回忆，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大家进行一些反思。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诚信的缺失和当代艺术市场的升温以及对这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的关注，使这件失踪了16年之久的作品于2005年春被拍卖。此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1984年初，我在江苏省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做美术辅导工作，和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回徐的朱振庚、徐州师范学院的武平人、以及从南京艺术院校毕业回徐的翁剑青、李亚非、吴以徐、郭建华、袁献民，刘志超共九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实验艺术团体《星期天画会》，并于1985年1月1日在我工作的文化宫展厅举办了“星期天画展”，主要以架上绘画为主。展览在徐州这个中等城市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和反响。


　　1985年秋，我远赴山西大学艺术系读书。读书期间，全国各地的新潮美术活动非常活跃，85年12月31日，我和山西的艺术家宋永平、王纪平等7人举办了“山西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是当时国内最早出现大批装置作品的展览，其创作思想和手法大多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劳森伯的影响最大。展览实际上只是预展了一下，没等开幕就被有关部门下令关闭了。


　　1986年春，我回徐州参加“徐州现代艺术展”，在这个展览上，我展出了自己的油画作品 “在我们到来之前都是罪人”(三联画)，它就是后来应邀参加1989年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展”、而后失踪了16年又出现在拍卖会上的作品。1988年我受邀参加了在黄山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研讨会”，会上，高明潞和栗宪庭等批评家决定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展览，我们还去北京农展馆看过场地，后来才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1989年春节前，我从徐州带着这组作品来到北京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展”，当时展览的组委会设在中央美院，范迪安负责安排美院团委作为筹委会的办公室，我下车后找到组委会的殷双喜报到，在美院借了一辆三轮车，和在美院学习的画家周颖超一起把作品从永定门火车站拉到了中国美术馆。


　　大家都知道，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于89年春节前开幕，我的作品被放在美术馆二楼，上方悬挂的是徐冰《析世鉴》的装置作品。开幕不久，展览开始混乱，楼下枪响，二楼我的作品旁边也出现了孵蛋的行为艺术。后来展览被封，一波三折，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这件作品被作为彩页收进了高明潞所著的《中国当代艺术史85-86》一书中。书中也谈到这件作品：“渠岩(1955年生)的作品多以宗教为主题。他的油画“在我们到来之前都是罪人”是一件画幅较大、视觉效果很醒目的壁画式作品，题目出自《圣经》，其三段的内容似乎分别是基督教、道教和佛教，‘表现人性本质力量之间与宗教的生与死、善于恶、美与丑之间的互相冲突’。土红色的人体和蓝色的背景及造型特征等构成该作品的形式因素中的墨西哥壁画风格的成分，但多了一层荒诞意味和内容上的批判意识。渠岩1985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艺术系，此前他在徐州工人文化宫工作，这期间他与武平人等人一起发起和组织了徐州“星期天画会”、“徐州现代艺术展”等艺术活动。考入山西大学后，他便开始同时参与徐州、太原两地的现代艺术活动，1986年间，他一直是徐州、山西两地现代艺术运动的活跃人物之一。或许是由于他的桥梁作用，两地的现代艺术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接着学潮开始，我就从北京回到徐州，并在1990年和1991年中画了一批政治波普色彩的油画，我将作品的照片带到北京拜访栗宪庭，他看了我的这批作品后说，有一批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在近期都创作了带有政治波普色彩的作品，他正准备推出这批作品，遗憾的是我已买好了去布拉格的机票，从此远走他乡。此后我在布拉格美术学院教书，一呆就是几年，1997年回国后，在北京定居下来。


　　让我们再回到那件失踪的作品上。1989年春，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潮原因，我从北京回到了徐州。过了一段时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赞助现代艺术展的北京个体商人宋伟在批评家的建议下收藏了展览中的一批作品，有王广义、张晓刚、叶永青和丁方等人，其中也有我的这组三联画，并确切的知道他们拉走了我的这组作品，并承诺给一万元收藏费。当时在北京的艺术家都拿到了钱，我却没有拿到。到了90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接到宋伟单位的一封信，提出正式收藏我这组作品的事宜，我也给他们回信了，同意他们收藏。但一直到92年我离开中国，都没有收到他们所要给的收藏费，也没有退回我的作品。在匆忙的出国行程中，我在北京的短暂停留，也没有找到宋伟其人，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件作品的任何消息。


　　这件作品的突然出现，是在2004年初。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自称叫阳光(应是化名)的女人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叫渠岩，她说从宋伟那里得到了我参加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这组作品，想向我确认该作品。因为太突然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地随口就说“是我的作品，宋伟说是收藏，可是他并没有给我钱，我正在寻找这组作品。”对方还没听我说完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从此又如石沉大海。后来一个艺术家朋友告诉我，估计此女很像是住在宋庄的一位，以前开过画廊，自己也画画。


　　2005年的一天，艺术家梁越从郑州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主编的杂志《东方艺术》和《中国典藏》，发表了受天津中国现代风美术馆委托的这批“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作品。我当时就有预感，他们是想炒作这批作品。因梁越也是85时期的艺术家，他也参加了89现代艺术展，他预感到这是一件大事，由于这两本杂志也不是非常有影响，他怕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就非常热心地给我们通告了此事。


　　在艺术品市场迅速升温的气候下，2005年香港嘉德春季拍卖会在北京昆仑饭店即将举办。在作品预展的当天，批评家高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渠岩，你快来看，你的作品出现在嘉德拍卖会上了”。我急忙赶过去，果然，我失踪了16年的作品和其他艺术家丁方、毛旭辉、刘向东、马刚，戴光郁、祝锡坤等人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一批作品，以中国现代风艺术馆的名义的委托，即将整体被公开拍卖。


　　我在现场也见到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大连艺术家祝锡坤，我们都感到非常气愤。16年前，我们这10多位艺术家参加同一展览，展览完了，有的作品被放到美术杂志社，有的被拿到香港展出而再不知踪影，有的被宋伟收藏，只有丁方拿到了一万元收藏费，我的虽被收藏，可是没拿到钱。以后这批作品就下落不明了。经过16年以后，它们居然被一个艺术馆委托给拍卖公司公开拍卖，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当时倍感荒诞和悲哀，也很无助，不知该如何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作品。最后这批作品以一百一十万拍卖成交。


　　这段时间，刘向东也几次给我打电话说要讨个公道，想以诉诸法律的形式来要回我们的作品，我们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难度很大，有的说嘉德公司只是负责拍卖，不承担作品来源的责任；有的说要找你作品的收藏人宋伟，但听说宋伟已犯病而神志不清，不能作证。还有的说要找当年展览的主办方，令我们倍感困难无助，一筹莫展。


　　这就是我的作品的失踪经过。通过此文，也是对85时期那段特殊历史的一个回忆。


　　2006．4．30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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