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
在北京双年展举办期间,曾有朋友拉我去看热闹,我找了个理由推托掉了。我想,对于这样一个缺乏策划理念和展览思路的双年展,虽然资金耍得很开,排场铺得很大,但也无非是个拼盘的摆设、杂烩的堆积,不看也罢,没有什么遗憾的。然而,不曾想本届北京双年展上还曝出了一些不太光彩的“丑闻”,诸如某位主策展人兼主评委的女儿将大奖捧回了家等等。这使我感到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也许比我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如果说一个展览是因为缺乏思想内容,办得不尽人意,那还只是策展人或策划帮子的水平问题。那么,出现本届北京双年展这样假公济私、暗箱操作的事情,就已经不再是水平问题了,而是涉及到了展览的机制,以至于直接危害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其实,早在第一届北京双年展举办期间,我就写过一篇《为什么一定是双年展?》的文章,批评了北京双年展命名背后的一些价值危机。本来,双年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涵义,仅仅不过是表明了每两年举办的一次展览而已。早在上上个世纪末,意大利威尼斯城邦政府为了开发水上旅游,发展城市经济,以艺术的名义开设了这么一个展览项目。但随着这个项目从不间断地运作,尤其是战后当代艺术的迅速崛起扩充着双年展的世界性影响,也就逐渐使得双年展作为一种艺术的运作模式在国际上盛行开来。我当时主要批评的还是北京双年展的这种命名,即对西方当代艺术运作模式的盲目跟风,热情套词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崇洋心理。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批评还没有击中到要害。师夷之长,虚心学习,应该是对的。如果崇洋真能把人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学过来,那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我所看到的北京双年展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是要去吸取人家现代文化的思想真经,而只不过是在盗取某种现代性的名义,换个新甁装下旧药,为的还是想延续那个旧的体制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忐忑不安的寿命。看一看北京双年展,无非是一个全国美展的翻板,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作品评选,沿袭的都过去的老路。比如千篇一律的美协领导挂帅,集体充当策展人与评判委员,比如由美协领导推荐参展艺术家,共同评出奖项等等。这些都避免不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近亲繁殖,也就无怪乎会曝出上面那些不太光彩的“丑闻”了。
如果说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人思想意识的一种表达,那么,展览同样应该是策展人个人策划理念的一种展示。可是,当我看到两届北京双年展同样的策划帮子名单,看到他们清一色的官方背景时,我就已经不太可能从学理上对其展开讨论了。展览是一种思想权力,不是行政权力,思想权力可以探讨、追问,甚至批判和质疑,而行政权力却只有遵循和听命。北京双年展即是这样一个权力混淆的矛盾体,他的最大特征就是关系错位,是行政领导身份与独立策展人身份的错位,是计划体制与市场观念的错位。
我曾在私下里跟朋友们聊到过北京双年展还不如过去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为什么?因为过去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所依托的本来就是一个旧的体制,作为那个旧体制的产物,至少它还受到那个旧有体制的某种制约。正如全国美展是由下级美协一层一层往上选送作品一样。因为下级美协要考虑到选送的参展艺术家给本地文化事业带来的收益,至少不会拿出太差的作品;而上级美协因为有着下级美协一环扣一环、一级套一级的复杂关系,也有更上一级宣传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的把口,至少还要照顾到全局,考虑到某些方面的代表性,不至于完全变成一种假公济私的游戏。可如今的北京双年展却不同了,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它套用了国际通行的双年展概念,即独立策展人的学术责任制,但具体到操作却又纹丝未动,仍还按部就班地延续着过去行政干预的模式。这就使得整个展览有一种被权势架空的味道。权力在这个时候不仅得不到下放,反而是更加集中,是由原先美协的一级一级权力分摊集中到了某几位美协高层领导的手上。
问题和漏洞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因为北京双年展找了一个悦耳动听的当代文化名义,却搭错了一趟不合时宜的开往陈旧体制的列车。
我总觉得,由美协操办这样一个北京双年展本来就是一个失误。因为美协在今天已经形同虚设。它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不是一个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作为原来计划经济的产物,如果说过去的美协还有着具体的文化职能,比如联系基层艺术家,宣传普及国家政策,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等等。那么,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市场化潮流下,这一切职能都已经丧失殆尽,变成了某种空中楼阁。将这个空中楼阁强硬地套在市场规律中,终就只能营造虚境,而落实不到内容。其实,批评家王南溟早就呼吁过取消中国的官方美协和画院,因为这些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从过去的文化职能中脱离了出来,仅仅只是保留着一种行政级别。这个行政级别以官方身份为依托代替学术上的竞争,只会对自由竞争的文化市场形成制约,助长假公济私的现象出现。落实到北京双年展,就会构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我在想,如果真是要把北京双年展做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艺术展览,大概也只有打破被美协所独自垄断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学术竞争机制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开放的大前提,才能收到兼收并蓄的效果,也才能创造艺术繁荣的活泼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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