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苦难的命题，我们选择现实主义的语言，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态度，如果只是把一种毫无遮掩的存在状态描摹出来，那远不如去看一张同类型的纪实照片，而一个现实素材经过艺术方式的转换(不论绘画还是雕塑)，稍稍控制不好就会有露骨、扭曲的感觉，变成挖苦、讽刺了，最后反而会遮蔽你想体现的人文关怀，而滑向丑陋、难看的恶俗。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已经成为具象或写实的代名词，它赖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是对物象真实性的描绘。近几年绘画界重新涌现出关注现实的现象。这一回的整体倾向是将目光投向底层社会。我们用30年时间达到了欧美国家花了200多年才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集中了欧美国家用了200多年时间跨度，才逐步妥善解决的各类社会难题，要处理好这些难题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首先应当肯定这种向下关注的理念是先进的，它在价值取向上区别于“新生代”的近距离客观现实，也不同于“初生代”(伤痕美术时期)的反思、批判现实，从情绪上讲更接近上世纪40年代蒋兆和的《流民图》，只不过至今还没看到哪件作品达到了蒋兆和的精神境界，原因还是缺乏真正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作者身体力行的投入，蒋先生当过难民并同样流亡过，他有体验，所以《流民图》除了形象以外还有温情在里面。而现今的艺术家大多采用照像机，行色匆匆地做“掠影式”的拍摄，再把照片放大到画布，大批量地生产作品。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标榜着“底层浮世绘”的作品，虽然表面特征上很接近现实主义的模式，但在精神指向上是游离飘浮的，暧昧不清的。比如说在表现“矿工”或“矿难”时，只是袒露出他们乌黑的面孔和身体，甚至雕塑一群矿难中死者的尸体露天展出，表现民工、棒棒、瓜农、菜农、摊贩们的呆傻、萎琐、窘迫的模样，并未考虑到他们作为人也有起码的尊严。对于用这种方式表达的“底层关怀”，我不得不提出质疑，究竟我们的艺术家是为了透过底层的表象，用“艺术化”的方式去提示那被遮蔽的现实“背后的东西”，以启示人们去思考去行动呢，还是仅仅为了猎奇，把底层人群的疼痛和无奈不加隐晦地曝光，以满足观众对“差异性”的需求？就艺术作品本身而言，这样做解决不了社会不公的问题，但艺术家能做的是以非常规的方式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我理解应当是“含蓄”的方式，“适度”才是美的，而展示“刺激”只会用力过度，适得其反。

评论家迈克尔·基默尔曼说过：“艺术应该被看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并且能教会我们更敏锐地感受生活。艺术并非全然地无所秉持或无所顾忌，好的艺术能使我们的境界得到提升。”

针对苦难的命题，我们选择现实主义的语言，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态度，是同情，鸣不平还是幸灾乐祸觉得有趣？或是在静静地注视中提出追问？如果只是把一种“存在状态”毫无遮掩地描摹出来，那远不如去看一张同类型的纪实照片，因为照片本身“还原真实”的功效就能够触动人的神经，而一个现实素材经过“艺术方式”的转换，在造型、色彩、笔触的改造加工过程中，它会夸张、放大某些东西。如果过于直白的描绘，稍稍控制不好就会有露骨、扭曲的感觉，变成挖苦、讽刺了，最后反而会遮蔽你想体现的“人文关怀”，而滑向丑陋、难看的恶俗，那样的底层就真的成了“下下层”。

应当肯定，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在中国近30年的历程中，经过了几个不同阶段的实践，在艺术作品的质量上取得了跨越性的进步，特别是近一时期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将会使现实主义理论的根基扎得更加深入，实践更加多元，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部分艺术家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拿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作品来。